2009年，全球遴选密不透风。待知道自己从两百多名候选人中胜出，获得南科大遴选委员会拟选，全票通过时，朱清时当即回绝，压根不见猎头公司代表。

　　“如果这时我去新的大学竞聘校长，中科大的校友同学们作何感想？我宁愿退休后，在书斋里清清静静，也不愿让他们心里受伤。”他坦言。

　　遴选作废，势必重选。两位老朋友刘盛纲、陈国良专程登门劝说：

　　“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退休后甚感失望。现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可能准备好众多条件，让你来做‘实验’。机会千万不容放过，否则说不定，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朱清时。在驶往南科大的车上，他说，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从未放弃过。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这是朱清时在中科大时的名言。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市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

　　他又跳上了“火车”“我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完全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何况我还有一个希望，这些问题发现了还能想法化解，将来我们就能往前推进，也许真能建起一所研究型大学。”

　　“那时，南科大还没有办公室，在外面租下一间。我正式拜访朱清时，一推开门，两人相互对视，自然一笑。什么客气话都不用讲，直奔办学创新的主题。”丁学良回忆。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三十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微博)人员。45岁当院士，直到50岁回到中科大当领导。我从未有过‘部下’这个概念，相应也就不习惯与下属沟通。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才明白，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思想深度明显超过了这些周围的人，所以讨论不起来。”朱清时向记者袒露自己性格中的局限。

　　在他的一位老友看来，这一局限会被他带入南科大，并为他本就艰难的改革之路内外受挫埋下伏笔。

　　“他现在很孤独。”此人说。

　　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清时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极力推出的教革理念，如今看来，样样皆遇“拦路虎”。

　　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其中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而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筹建南科大到聘请朱清时担任校长，两年多时间，南科大未获教育部批准，没有拿到‘筹建’批复。等批复下来，再到可以“正式建校招生”，又需要1到5年时间。

　　朱清时在《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里写过：这些规章制度还规定，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当时，“筹建批复”静置他的案头，教育部刚批下不久。

　　期间，深圳市政府也曾为落实南科大的招生权，“经常去教育部”，但朱清时无从获知双方交流的信息，“因为从不带自己去”。他暗忖，“这个校长毕竟不是市政府系统选中的，没有亲近感。”

　　“深圳市政府聘我来后，市委干部没有认真听过我讲，我们的改革究竟要做什么，有什么意义，会遇到什么困难。我想主动找他们谈，但有些事谈了十多分钟就完了。再比如我遇到他们，大家也就是握握手，赶紧忙他们的事去了。现在的官员习惯于上级说什么，就赶快落实，很少有自己的主见，也很少动脑筋去想。我们南科大要做的事，如果不动脑筋想，确实想不明白，并不是很简单地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市政府想打造另一所香港科技大学。我来之后，就发现行不通，因为中国内地大环境与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科技大没有障碍，筹备时候就可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不行。我们先要争自主权，办学的权。”采访中，朱清时不断提及。

　　执笔公开信后，从去年12月18日南科大开展“招生咨询会”，实行第一拨自主招生，到今年3月，教改实验班正式开学，朱清时老了许多。

　　他每晚难以入眠，向丁学良倾诉，压力十足。开学庆典上，他累倒了嗓子，仍对丁说，他本不愿接这个活。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对他讲，如果南科大每一步都很顺利，那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别人都做过的，无所谓创新。既然你要创新，你要动体制，困难是肯定的。”丁学良说。

　　“到底是为反体制而反体制，还是为了培养人才反体制？”李泽湘质疑。

　　他以为，朱清时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正逢整个社会“官民对立”强烈，“一听到反体制，搞创新，社会舆论便会一边倒”。

　　2010年2月，李泽湘来到南科大，第一次拜访朱清时，主动请缨，要求成为建校队伍一员，“竭力促成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的合作”。其后，他在香港的同事李晓原、励建书也加入其中。

　　如今，他以自己与朱清时合作的经历提出，“如果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我也会考虑是否批复南科大招生。你要看一看香港科技大学(微博)，或者任何一所研究性大学在办学开始，要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什么样的层次，才能保证后来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这些，南科大做了没有？”

　　据李泽湘说，合作初期，他们就向朱清时建言献策，南科大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顾问。这些国际水平的学术顾问队伍的建立需要花时间，学校要组织一个管理框架，提供行政服务，还要有一个核心的学术团队。

　　他们为南科大的管理机制做了很多方案，设计了教师薪酬体系，并向朱清时提出，南科大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年轻老师，他们的待遇一定要出得起。

　　“我们把香港科技大、新加坡国立大学、MIT，还有深圳大学、上海密歇根学院的薪酬体系列得清清楚楚。”他们将关于建校的一系列周密翔实的报告呈交朱清时。结果，均无回音。

　　“为此，我跟朱校长有过一对一的面谈，以小组形式讨论，递交给他的presentation、PPT，我这里都有一叠厚！还是不行。”李泽湘比划道。

　　他说的这些，与离开南科大的一位教授的看法颇为一致，“朱校长不够从善如流。”

　　今年3月，为南科大服务一年后，深感自己的底线突破太多，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

　　走时，他们“将学校种种问题，向市政府和市委书记做了5小时的面谈”。

　　“他们那次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夜色降临，朱清时声音低沉，略显疲态。

　　“李泽湘等人的办学观点是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先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专业设置。定下后再按计划，将教授一个一个调进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去做。香港科技大在这个过程用了5年时间。可我知道，这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另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校还没有筹备起来，就可以招生？

　　“我告诉他们，南科大实际上是教改的试点，我们需要做一些体制上的突破。这个改革的要点，就是要学生和老师背水一战大家都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有没有新生愿意来读书。这取决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有多高。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而不是国家发的文凭。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不是标新立异，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元素。但是这种共同元素很孤独，因为很少人理解它，很少人愿意真正为它奋斗。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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