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籍家长[微博]的担忧

　　一边是随迁子女家长群体越来越高的放开异地高考[微博]的呼声；另一边，则是在北京、上海这些热点地区本地户籍家长的担忧与反对。

　　据报道，此次两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杜玉波也坦承，异地高考放开，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力主要来自于当地居民，所以各地要把这些矛盾处理好，在准入门槛上仔细测算好才能确定。

　　3月9日、3月13日，在“e度教育社区”论坛里，有网友陆续发表了“北京家长针对‘异地高考’等问题的几点意见”，以及《北京市民致教育部的公开信》，引发网友关注和跟帖。

　　在公开信和意见中，京籍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放开流动人口子女参加本地高考，会对本地学生造成冲击；因洼地效应而产生的高考移民[微博]，进一步加剧城市的承载压力。并提出在小学、初中、高中、高考阶段对外来人口子女实行不同的限制方案。

　　北京市民田芳说，虽然她的孩子还在幼儿园，但她已切身感受到了幼儿园入园难、小学入学难，更不用说从周围同事孩子小升初中感受到的惊恐和艰辛。她觉得，外来人口的快速增加已经给京籍家长带来了压力，“我所在的小区就有随迁子女家长，他们基本都生了二胎，这些人要么在公司打工，要么做小生意，国家对他们的超生行为无法监管。”

　　田芳说，“这不单是一个高考的问题，必须看到其背后一系列引发的问题。”

　　在论坛上，网友墨宝说，“开放高考涉及到的地方财政、城市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交通乃至计划生育方面，这些问题都考虑了吗？你们不觉得北京已经不堪重负了吗？”

　　田芳担心，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北京会涌入大量外来生源，“较高的升学率一直是北京的优势，一旦放开，必将吸引更多人落脚北京，户籍制度也将被彻底架空，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两会期间，不少代表也提出了开放异地高考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高考竞争相对不激烈，人口流入多，是异地高考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地区。

　　“这不是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竞争，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从长远来看，大家都是受害者。”一开始，看到网上京籍家长言辞激烈的反对意见，武涛会很生气，“但后来想想，也能理解他们。”

　　而在武涛看来，在这一场博弈中，受影响的不只是非京籍孩子，“如果一个北京孩子认为，他上大学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身边外地户口孩子的离开，这种心态对吗？等到他踏入社会，面对不同价值观、不同地域的竞争者，他又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武涛担心，双方的争论会演变成双输的局面，这对双方孩子的成长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遥远的希望

　　2月29日，山东率先发布改革意见，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报名参加高考，与山东考生享受同等录取政策。

　　这让王莉隐隐地感到了一丝希望，“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改革还是会一步步推进的。”

　　2010年，北京义务教育放开对外地户籍的限制也曾让王莉感受到希望。本想在孩子升初中时就要回河北老家的她因此选择了留京。

　　2010年5月，北京市教委发布政策表示，“只要是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京籍子女，将保证其在京入学和接受教育”。各区县教委公布2010年小升初政策，非京籍学生享受同城待遇，可享受派位、推优、特长生选拔等权利。

　　据悉，小升初政策的转变缘于部分家长的努力与坚持。2009年，部分家长开始推动非京籍子女正常参加小升初，并于2010年3月，首赴海淀区教委表达诉求，此后每周一次到海淀区教委、北京市教委反映情况。

　　此后，申益、王莉、武涛、张猷等有相同诉求的家长联合起来，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吁。2010年2月起，北京家长率先自发成立“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随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这些家长志愿者寻求支持者签名，并将这些签名连同诉求送到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呼吁尽快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让随迁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享有教育公平的权利。

　　2011年10月29日，随迁子女家长发布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建议各省区以学籍取代户籍作为高考报名依据，允许非户籍子女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

　　他们的呼吁也开始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微博)校长钟秉林个人赞成异地高考，他认为，随迁子女家长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为这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长期贡献，跟随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子女，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在这里受教育和参加考试的权利。但它在操作上确实有一定复杂性，他建议，异地高考实行后，北京、上海等地应更多地投放招生计划指标，以保证不会影响到常住人口子女高考的利益。

　　虽然异地高考的改革之路还面临重重困难，但申益说，即使儿子赶不上北京放开异地高考，他也还会继续奔走呼吁，因为“每个孩子，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都有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家长均为化名)

　　对话

　　“高考户籍限制违反《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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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微博)：2009年11月，北京大学[微博]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曾向教育部提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这是你主持的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其中是否涉及异地高考问题？是否收到教育部回复？

　　张千帆：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异地高考问题，直到2010年有些随迁子女家长出来呼吁，这个问题才逐渐被人们重视。《建议书》主要关注大学对不同省市考生招生不公的问题，比如北大对北京考生就有所照顾。我们主张大学公平招生，北大和清华[微博]的招生标准可以不一样，但他们都必须以同样的标准面向全国考[微博]生。当时教育部也表示正在研究。那时正在制定国家教育发展纲要，但后来我们看到，纲要并没有吸收《建议书》的主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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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为什么两年后，你又和14位学者及社会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了联合署名的《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之后是否得到国务院反馈？

　　张千帆：我那时的一个主要困惑是全国每年几百万考生遭歧视，却没有人站出来从法律上挑战招生指标制度。直到后来随迁子女家长出来呼吁，我们终于看到了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的潜在推动力，于是再次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

　　其实，高考户籍限制违反了《教育法》，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起诉，但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所以我们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提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的规定。事后我们得到了国务院的反馈，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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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你认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张千帆：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居民以及对决定招生和考试政策有影响的地方官员。毕竟开放户籍限制将增加地方考生数量和竞争压力，如果按照当地标准录取还将占用各大学对当地分配的招生指标。目前，山东率先取消了户籍限制，这是很好的，但山东毕竟不是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北上广等地实现异地高考阻力会比较大。

　　其实，随迁子女高考完全不涉及什么技术问题，它主要是全国高考试题不统一带来的困扰。2002年后，我们开始实行“分省命题”，但时至今日，“分省命题”并没有实现“提高素质教育”等当初承诺的好处，像北京学生高考的压力依然很大。如果我们恢复2002年之前的统一高考，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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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去年10月《建议》公布后，曾有很多人质疑它，你怎么看待这些反对声音？

　　张千帆：北京等地考生和家长有一些反对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放开户籍限制会增加本地考生的竞争压力。有些教育学者可能也对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等建议存有质疑，认为是搞“大一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可以说，总的改革方向是没什么人反对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上有些人存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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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随迁子女家长们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张千帆：我认为家长们的诉求是比较合理的，提出要求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且方案也确实考虑了当地困难。从方案具体内容来看，我认为一些措施如“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等，也能比较有效地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我们也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方案，对各项标准制定得更严格，这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权衡各方利益，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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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建议》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入手，最后提出实现全国统一高考及实行公平的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请问这些建议的原因和具体解决方式是什么？

　　张千帆：解决国内大学的招生与考试制度问题肯定是要分阶段进行的，目前异地高考问题迫在眉睫，需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其他问题会接踵而来。我认为恢复统一高考是必须的，它是大学公平招生的必要条件。但统一高考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还需要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再根据大学的特色和要求进行自主招生。目前国内自主招生是高考前进行，主要是给考生高考加分，这其实是违背自主招生初衷的。而且现在大部分考生是没有机会参加自主招生的，这也不公平。我们需要改变自主招生的性质，能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主招生，并且能够在原则上公平录取，这是我所期望的。(记者：缪晨霞 孔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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