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55周年感言

　　本文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校报

　　今年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的第55个年头。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如果算上四年的大学学习时间，我在北师大的时间将近60年。我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还有远道而来的华南师大生科院的领导和同事。此时此刻我和我的老伴都特别地兴奋和激动，心里感到特别地温暖和幸福。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隆重、最难忘的时刻，真的谢谢你们！

　　我从事动物生理生态和种群生态研究已有56年，从1954—1958年的博士论文开始至今一直投身在这块热土之上。从苏联回国后，我参加了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调查；对鼠类宿主的生境分布、季节消长、垂直分布和繁殖生态等种群生态进行了研究。本人于1962年被吸收为《动物学报》编委，随后被选为中国动物学会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开始进入学术界活动。

　　70年代末的国内形势变化，使研究工作得以深入。如果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在阐明我国鼠类的生理生态特征的种间差别及种内季节变化、年龄变异、地理变异等，以后则着重在阐明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生态的机理等，因此更具普遍的意义。研究课题拓宽、加深，并且除前五年以外，我多数是在指导研究生工作。经过多年研究，北师大生态学博士点成为脊椎动物生理生态学(主要是能量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并汇同鸟类、昆虫生态学等研究方向，于1988年被评为国家教委的重点学科。

　　在种群生态方面，我从参加自然疫源地调查后，连续四年参加鼠疫拔源和流行规律研究。文革后，我结合中科院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研究，进行鼠类标志流放、巢区、生命表、繁殖生态和次级生产力的研究，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论文七篇，1988年被聘为中科院海北高寒生态系统开放站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任教前40年间，我曾开设动物生态学、动物生理生态学、脊椎动物学和生物统计等课程，并践行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1987年本人编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90万字)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并成为台湾《中国时报》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十本大陆书之一(科学方面仅两本，另一本为《科学学基础》) 。我先后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生21名，博士后4名，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各一名，有的已升为研究员和副所长，有的硕士生毕业后赴美、英攻读博士学位。

　　自1962年后，我积极参加社会学术活动。文革后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理事长，《生态学报》等四学报的编委，两学报的副主编，在学术交流、科普、教育上做了些工作，如组织电视广播、编写党政干部教材、办生态学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培训班。1977年参加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1983年任国家编制《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生态学组长，1988年参加我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现状与对策的调研工作，1991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写《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刚才几位领导、嘉宾的致辞和我学生的发言，给我那么高的评价，我真的不敢接受。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和科技工作者，我仅仅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专心钻研学术、教书育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多，而组织上却给予我那么多的荣誉和回报，在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组织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1949年步入北京师范大学，我已经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近60年，也就是说，我自出生以来，近四分之三的时光都是在北师大度过的。回首往事，过去教导和关心我们的组织和老师，一起学习工作的老同学、同事，自己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一切仿佛都在昨天。近年来，我常常回忆过去，我深切地感受到师大这个大家庭是温暖的、幸福的，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关心，共同成长。

　　最后，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本文为2007年孙儒泳先生在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谨以此为“孙儒泳先生自述”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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