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

　　——祝贺黄济教授90华诞

　　今年是黄济教授90华诞，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愿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我与黄济同志认识已半个多世纪，自从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分配在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直同事到今。当时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是王焕勋教授，副主任就是黄济同志。他们两人都是从华北联合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微博)，又从中国人民大会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来的。

　　解放初期，国家实行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50年开始就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办起了教育学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班并到北京师大，王焕勋和黄济也就来到了北京师大。当时领导这个班的就是王焕勋和黄济。潘懋元、邵达成、瞿葆奎等是当时大学教师进修班的学员，王策三、王逢贤、王道俊、梁忠义、夏之莲等都是研究班的学员。他们认真学习苏联教育理论，探讨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因此，他们都是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

　　黄济同志担任北京师大教育学教研组副主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主任一直是王焕勋，但王焕勋向来不抓具体工作，再加上有4年时间在师大附中担任校长，因此教研室的工作主要是黄济同志在负责。当时教研室有30多位教师，老教师有董渭川、邰爽秋、张怀、陈友松、欧阳湘等，我们那时算是年轻教师了。教研室除了担负教育系本科的教学任务外，还要担负全校的共同教育学教学和教育实习的工作。黄济同志领导我们备课上课、编写教材。“文革”前就编写了《教育学讲授提纲》，“文革”后经过修改，1978年正式出版。

　　黄济同志是新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不仅是因为他领导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北京师大教育学教研室的工作，而且在“文革”后为恢复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教育哲学本来是一门较古老的学科，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取消了，被一本苏联教育学所代替。“文革”以后，反思我国教育的理论建设，特别是“文革”中对教育的摧残，使我们认识到教育哲学思考的缺失必然会导致教育实践的失误。1979年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催生了教育哲学的复苏。黄济同志勇挑重担，在我国率先重建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所谓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解放以前的教育哲学课程，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方法，重新审视教育的理论问题。黄济同志为此花了许多心血，先后撰写了《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论》等著作，为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黄济同志和我不仅共事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有着多次的亲密合作，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记得“文革”以后不久，中等师范学校刚刚恢复，急需教育学科教材。当时教育部要求我们编写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材。我当时担任教育系主任。心理学教材我请心理学研究室主任彭飞教授担任主编。教育学本应由当时的教育学教研室担任，但许多老师都不愿参加。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动手，组织了靳希斌、赵敏成两位老师到各地去调研，又请了陈孝彬、黄菊美撰写了两章，最后我们还是把黄济同志请出来为我们把关。黄济同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两人共同主编了这本“文革”以后第一本教育学。

　　1986年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同志推举我主编《教育大辞典》。当时我心里非常胆怯，怕不能胜任这样巨大的工程。许多老前辈如刘佛年、吕型伟、滕大春、季啸风等给了我极大的支持。黄济同志也屈尊担任了编委会委员、《教育哲学》分卷主编。黄济同志学贯古今，对我国古代教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都深有研究，因此《教育哲学》卷为《教育大辞典》增色不少。

　　黄济同志和我都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在学科评议工作时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黄济同志一生从事教育理论工作，时时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常为中国教育学会主编的《中国教育学刊》撰写文章，讨论教育问题。

　　黄济同志在治学上严谨笃学，在为人上平易谦和。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辈，但对我们亲如兄弟。“文革”前我常常到他家里，他的夫人和孩子我们都很熟悉。他淡泊名利，一心只知道做学问，虽已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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