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种选课模式的大走班
选考制度另一个直观变化，是不同学生选考不同的科目，给高中教学管理带来的难题。根据测算，浙江的“7选3”制度最多可有35种选课模式，上海的“6选3”也有多达20种选课组合。
同时，由于浙江采取两次选考、择优报考的原则，根据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要求，第一次选考结束后，有人会选择再考一次，这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更多的选课组合。
浙师大附中课程中心主任徐仲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学期选课结束，他都要带着两位同事用整整3天排课，同时依靠计算机辅助，仅为一个年级打印课表，就要耗掉整整一天。
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由20至35种选课模式带来的“走班”制，也让许多学校头疼。
前述嘉善高中副校长就坦言，无法完成35种模式的走班，最后是学校规划了18种选课模式，再由学生选择，有18种模式以外选择的，学校再做动员协调；前述杭州普通高中副校长也表示，学校条件无法保证理想状况的走班制，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折中方案，先以报考最多的两门为基础分班，外加1门课走班，最终实现了十五六种。
“走班制”难以实施，一个原因是教室数量有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采访中，多数高中都将能够动用的空间全部改为教室，但仍无法满足需要。即便是实力较强的杭州第二中学（下简称“杭州二中”），据其原校长叶翠微介绍，也是将能挖掘的空教室都挖掘出来，包括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以满足排班需要。据他估计，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至30%，杭州二中已提出了校园扩建的申请，但最快到2019年才能有新的教室投入使用。
师资力量是另一个掣肘因素。杭州二中为保障35种走班模式，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高中每年级只有二三十名教师。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在大量乡镇学校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仅有200名学生，师资也仅够保障4至5个教学班，“不可否认学校采用套餐制走班是下策，但也是无奈之举。”
多次选考的制度，也带来教师需求量的增加，在地理、政治等报考比例迅速提高的学科中，教师短缺的现象极为突出。同时，“二孩”政策的倡导，许多女教师请假生二胎，又导致了师资的进一步短缺。在上述嘉善高中，以往每名地理教师每周平均上12节课，新高考后，由于师资不足，每名教师每周要上16节课才能满足需求，工作量增加了三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对此做过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规模大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证教学安排。
不同的学校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介绍，温岭中学根据全校师资的总体情况安排开课，比如高二、高三需要更多的生物教师，那么高一上学期就不再安排生物课，改在高一下学期开设。
上述杭州普通高中的最大难题是技术课师资不足。该校副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一方面增加了原有计算机教师的工作量，同时，让校内有计算机知识背景的其他学科教师分担一些简单的内容，再将2至3个教学班合并上课，才勉强应付。
还有学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向市教育局申请“临时教师用工”人数，外聘有教师资格证的师范专业学生顶岗代课。
“师资是个结构性问题。”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每所学校的教师编制都是固定的，各学科教师人数也根据原来的教学需要形成平衡，但新高考方案实施后，很容易出现一门学科的选考人数突然增加，另一门又突然减少，作为学校，很难动态地应对所有变化。
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则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比如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介绍说，学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可以保证全部学生的35种模式走班，而且每门课程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开设两到三个层次的教学班。不仅如此，根据学生兴趣及薄弱环节，浙师大附中还开设了专项教学项目，如数学科目中，再专门开设代数专项班、几何专项班等，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授课。
但即便在浙师大附中，也面临着新高考后如何评定教师工作的问题。何通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高考成绩、学生感受相比，教师的感受被很多人忽略了。“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既不能按照以往的‘唯分数论’，又不能单纯地按照课时量化计算，如何增加教师在改革后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需要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