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拉大的学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以高考为指挥棒，全面推进中国的素质教育。但对于不同学校来说，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学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师大附中为代表的重点高中，对新高考表现出的态度是游刃有余，不论是排课、师资或学生压力都相对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录取模式，对原有的教学安排造成的冲击也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从10年前就开始推广素质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读书目”计划，“一个美国优秀中学生一年读多少书，二中的学生就读多少。”他说，“高中生应该读言情小说吗？应该读《资本论》才对。”这60本必读书目与高考都没有直接关联，选择标准是“人类永恒的知识”，有《论语》《古文观止》《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有《鲁迅全集》，有《美的历程》，还有《莎士比亚悲剧集》等外国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这些书影响的是学生的人格形成，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更能使二中学生和世界一流中学的学生保持一致的学习行为。”
不仅如此，杭州二中共开设过300多门选修课，组建了近百个校园社团，积极参加国际竞赛，这些教学之外的活动并没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而有所减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类国际竞赛中拿到了40多块奖牌，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项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4枚金牌。
这些活动也没有与新高考形成竞争。2017年实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创下了浙江省最高纪录——51人考入清华北大，近70%的学生升入985大学。叶翠微说，通过玩调动了学生的内需，让学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及要做什么，从而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节奏，达到个性发展。
重点中学里代替学生规划选考科目、“田忌赛马”式的报考现象也很少。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就明确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琢磨这些干吗？我们没有这么低档次，也没有必要。有些学校动员学生选这门选那门，人为制造紧张，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2017年高考，温岭中学第一批次录取的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录取，3人被清华录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师大附中校长何通海看来，新高考制度首先带来的，是教师使命的变化。他说，过去，教师只要把课教好，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教师的教学要求则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学生所希望报考大学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识传授；第三个层次，则是针对有浓厚兴趣、有意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不仅教授课本内容，还要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课外内容。教师使命的变化，必然对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师资、教室数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学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课外班和社团建设。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长举例说，新高考后英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的考试方式，嘉善县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实施后才陆续有所接触，“但对于杭州的学校来说，这种方式已经使用多年，教学条件和经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差距，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宁波等地教学质量高的寄宿学校就读。“不只为好的教学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理念差异。”
这位副校长仍以英语举例，新高考后，英语考试加入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内容，这些能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高，只有依靠长期的课外阅读和知识积累。“但我们小城市，资源有限，视野有限，拼不过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与“物理遇冷”相比，更应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绩区分度的降低：每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有的报考科目，相同赋分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区别度会直接传导到高校选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体”招考改革举例。2011年，浙江开始在省属高校中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会考成绩、高考成绩和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数，之后择优录取。
试点5年后，参与高校已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扩大到省内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也从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这位专家说，“这种模式中，实际放大的是高校录取的权力。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2016年，清华大学在浙江录取的考生几乎全部是通过‘三位一体’录取的，2017年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校来解决。”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事业的本质意义，就是让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优秀者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学习，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来方向。
不过他表示，“这是个过程，最终大家都将学会自我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