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痛吃淡菜、睡觉要打伞
一路西行至当年四月末,200多名师生抵达昆明。全程随团步行的闻一多当时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
但事实上,昆明和北京大有不同。闻一多后来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也坦言,“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吃饭就是“一件大苦事”。“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忍痛吃淡菜。”
饭菜确实寡淡。有当年在此求学者这样回忆联大的伙食,“早晨是稀饭,用煮蚕豆作菜,午饭晚饭是多土多砂有壳子的红米。米饭也不够的,因此大家围着饭桶,硬把胳膊向里插,菜是清水煮的萝卜白菜,没有盐,更说不上油珠子了”。
这一年的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校舍不足。
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一九三八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敷,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银行及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够,于是又租了歌胪士洋行。”
这正应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这些校舍非但不是大楼,甚至可称是简陋了。即便是1939年落成的“新校舍”条件也极为有限。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沈克琦用“土墙泥地稻草顶”形容之。“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
还有学生在一篇名为《我住在新校舍》的回忆中写道:“虽然墙上的白粉大都脱落,而天花板上全是灰尘蜘蛛网,同学们大都还在寝室里贴上两张罗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赏的明星和pin-up girl来补偿这破烂于万一。而床上或是桌上照例是东一堆,西一堆,臭袜子和笔记本揉成一团,从没有过整齐清爽的时候。”
虽然“每年都要修补一次”,但这样的校舍“一碰上倾盆大雨,半夜里床上就可能成为泽国”。“油布,脸盆都成为防御工具,打伞睡觉的事,也并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