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博士：招考分离是倒退 招生权力不能给高校(2)

　　二、招生的权力真的要给高校吗？

　　总而言之，储先生是要求把招生的权力下放给高校的。在全文第一部分的最后和第二部分，储先生说明了要把权力给高校的原因、做法和最终效果，我们可以一条一条地来看。

　　1、教育的目标是保留天性么？

　　我曾一度怀疑储先生是一位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神学家。储先生说“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天性各不一样，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一个抽象的单一标准去排队，就会丢掉具体的、天性的、自然的那个人，就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那按照储先生的意思，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司法考试制度是不是也要改改？不然丧失天性和纯真的公务员和司法工作者怎么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呢？进一步的，储先生所说的天性又具体是指的什么呢？似乎我们也不得而知。

　　高考制度是一项选拔性制度，而教育体制也是改造人、教育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保留人的天性吗？也许对于社会最顶层的富人阶层来说，确实是可以阳春白雪地来谈谈人性、谈谈哲学、谈谈储先生所说的成为自然的那个人，但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目标是不同的。对于社会中低层家庭的子女来说，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获取知识和学习能力，并且通过高考进入高校深造获得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代际内的阶层流动。

　　为了说明统一标准的另外坏处，储先生还拿出了自己的调查结论：

　　“我们曾经做过调查，那些考高分的学生其实吃亏最大，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高分里面去了，这些孩子丢掉自己最多、最彻底，走到社会上发展总体上是不太好的。而那些中游的、成绩排在中间的学生，后来走上社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他们多少还保留了一点自己，走到社会后天性的部分就发挥作用了。”

　　引用储先生的这段话，是因为它承包了全文的第二个笑点。那么按照储先生这套天性论的逻辑，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是很好地在发挥选拔作用吗？既然考高分的学生最后走上社会都不太好，那我们就倒过来从成绩差的开始录取嘛，全省倒数前十统统上北大，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潜力股，他们在走到社会后天性会发挥作用的。说话要有逻辑，这是靠教育和学习获得的，我想不是靠天性吧。

　　再者说，考高分的学生真的吃亏最大吗？储先生这一棍子怕是闷死不少人。下图是2011年中国的平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明显可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平均收入比起高中文化劳动者有一个质的飞跃（超过2.5倍的距离）。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让人获得能力获得成长，成为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这个时代有贡献有担当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受教育过程中的挫折和历练都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宝贵财富，储先生的那套天性论怕是该放放了。

　　2、招生权力真的要给高校吗？

　　储先生很在意保持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恋爱关系”，其认为“根据该校办学目标，根据自己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那么为什么要给高校这么大的自主权？

　　我国绝大部分的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公办学校，也就是说高校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中央或省级财政支持。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教育培养和选拔过程中既有学校的目标，但同时还有国家目标和家庭目标。为什么到了储先生这里，就变成了高校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就自主选择什么样的人和学生了呢？难道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全部变成了私立教育吗？这里储先生是在用市场的自由选择理论偷换了概念。

　　其次，储先生认为招生权力要给高校的具体做法是“由各个高校组建专业的招生团队，根据办学目标，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和选择，形成多对多的组合”。

　　不仅如此，储先生还给我们推销了国外高校的做法：

　　“国外高校招生时是怎么评价的呢？低端的高校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就看一下你高中的学业成绩，或者参加SAT的成绩……但高端的高校一定会挑剔你，SAT的成绩可能只占25%~40%的权重，其他60%到70%由学校的专业招生团队自己来定……团队本身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他会整体的把你的材料放在一起分析，鉴别，看是否能展现出一个有使命感、想改变社会、有能力做事、并善于合作等品质，如果你能展现这些，就会给你很高的估分。”

　　尽管储先生说我们不是要复制，只是要设置相应的空间，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罢了，还是要把我们的高考选拔制度推向增加主观评价的方向。这个主观评价不论是放在高校、政府还是第三方机构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并且按照储先生的说法用这种高校招生团队的“一看定终身”取代现行高考制度的“一考定终身”，就真的是一种进步吗？

　　并且，如果按照储先生的国外标准，高校自己组建的招生团队的打分能够占到学生成绩的60%到70%的话，那么高校和学生双方都会第一重视这个环节，但是储先生有没有一个总量概念？

　　我们全国有多少高校和多少院系还有多少专业？我们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也有一千多万，这样的多对多的组合到底有多少种？一旦真正在全国铺开新高考制度的话，每个高校的每个院系的每个专业对于他们所想要的学生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一所高校就会有很多招生团队，那所有高校加在一起呢？这么多组合又怎么和一千多万的考生对接呢？所以一定会造成巨额的资源浪费。把招生权力完全给高校，反而会极大增加高校的招生难度。

　　最苦不堪言的当属学生和家长。

　　储先生说高校要根据办学目标，根据自己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读和选择。这种理论上的双向选择其实掩盖了学生和家长尤其是底层家庭的弱势地位。

高考填报志愿咨询现场（图/东方IC）

　　就招生简章来说，必然会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现行高考制度下，考生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和一般的高校排名，然后选择相对喜欢与合适的专业就行了。也就是说，考生在选择高校的时候信息是相对对称的，并且可以进入与自己学习中的付出与汗水相对匹配的大学。

　　但是一旦每个高校都搞自己的招生简章的话，那就一定会造成招生信息的不均衡分布，因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家庭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利用信息来达到标准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试问西部大山的孩子现在可以凭自己的考试成绩上一个好大学，如果推行新高考的话，他手里除了一纸招生简章以外还有别的资源可以掌握么？

　　储先生还说“团队本身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难道不是在拿学生的命运和前途开玩笑吗？如果一个高校今年想要这样的学生，明年想要那样的学生，那我们的高中和老师怎么来组织学生备考，我们的学生又怎么能够快速地应对这千般变化的招生简章？并且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家庭对这些信息反应有快有慢，这都是依靠学生自己的能力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社会出生所决定的。高考改革不是儿戏，不能突破教育公平的底线。

　　3、暗箱操作真的不足为戒吗？

　　在储先生看来，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是不足挂齿的：

　　“将整个程序公开透明展现出来，如果有猫腻，你这个学校现在可以这样搞，但几年以后你就会因为招不到好学生垮了，因为招生作弊名声坏了，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在这里储先生又犯了两个严重的逻辑错误。

　　首先，每个高校确实都为了能够找到好学生所以会希望招生过程公开透明，但是这里的高校不应当做人格化的理解。高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高校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存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关联的分化。

　　很多猫腻都不是学校本身想搞，而是一些私利熏心的个人利用了制度的空间来搞小动作，那么出了问题最终还是要高校来买单。原人大招生处处长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受贿2330多万元的教训不能不引起重视，这些违规行为显然不是高校自身的意思，但是自主招生一旦放开，高校就要重新使用资源来建立一套复杂的监管机制，这种补漏洞的做法在当前的教育改造中太普遍了。

　　其次是储先生把高校招生想当然地理解为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你暗箱操作那就是自取灭亡。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教徒，储先生认为短期的腐败和错误都是不足为戒的，因为长期来看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就会形成均衡，但是凯恩斯就曾言长期来看我们已经死了。高校招生腐败不仅对应届的考生是极为不公平的，并且会激化社会群众的不满情绪，这些都是短期内要直面的问题。

　　更不可理喻的是，储先生居然认为：

　　“高校招生可能会有腐败，但这不是因为招生引起的，而是整个社会有腐败的根基……如果是出于对高校招生腐败有顾虑，就不动原有的体制，这就成了一个借口”。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校自主招生的关键问题根本就不是腐败的问题，而是大量的主观空间使得腐败和违规合法化，人为的评价你怎么来定义是腐败还是公正呢？一旦制度上的招生空间变得主观且宽松的话，教育腐败就绝不是有社会的根基，而是制度本身提供了寻租的可能性。

　　三、担忧

　　储先生的这篇访谈稿，最让人担忧的莫过于最后一段话：

　　“我们做的这个建议方案（《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就是要预示未来的改革方向，不管十年二十年，甚至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波波折折走来走去，最终一定会走向那个方向。”

　　毋庸置疑，那个方向就是无视教育公平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葬送我国教育稳定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加速教育分化和阶层固化的方向。

　　我们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有莫大的关系，很多人还能够依靠公平的教育选拔制度来进入大学，培养自己的能力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的流动、释放社会压力。一旦我们的高考改革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些都变成了奢望。

　　我们不需要浪漫主义式的高考改革，这种改革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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