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193G标准之争带来新世纪的第一个机会，我们所期待的也远远不止对一项技术的选择权利。——电信垄断是否能够打破？我们是否会迎来更健康的电信产业格局？

　　山雨欲来

　　12月12日，由大唐电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共同发起成立“TD—SCDMA技术论坛”，这一组织将牵头推进我国3G标准的生成和产业化进程。第二天，“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移动总工程师李默芳表态中国移动的3G标准“可能选择TDS—CDMA和WCDMA作互补。”前者由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院(大唐电信集团)提出，后者主要由欧洲通信标准研究所(ETSI)提出。

　　而在此前，10月16日，中国联通常务副总裁王建宙公开表示，将扩充原长城电信的窄带CDMA网络，建立联通在GSM网络以外的另一张移动通信网，这将意味着代表北美利益的CDMA2000标准极有可能成为联通的一种选择。中国对于3G标准的选择变得扑朔迷离，统一的标准似乎不存在了。

　　信息产业部不急于作出任何选择，“我不希望由于3G而带来的巨大泡沫”，吴基传说。他们的时间表是：五年内完成2G到3G的过渡，而3G执照的发放与标准确定至少要两至三年后。“这是一段各显其能跑马练兵的时期”，北电集团中国公司总裁毛渝南说。各大电信公司的高层也因此而繁活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通董事长欧文.雅各布斯(Irwin Jacobs)整个夏季都在私下努力，试图同中国总理朱钅容基会面，甚至请出外交部高级官员、现驻华盛顿公使刘晓明和其董事会成员布伦特-史考克罗(Brent Scowcroft)。

　　后者曾在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手下任国家安全顾问，并于1989年密访北京，因而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和信任。10月6日，雅各布斯终于在清华大学见到了朱钅容基。据称信业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中国联通董事长杨贤足两人中断了休假，专程前往清华参加会议。而联通最终决定发展高通窄带CDMA的意向也是在这次会晤中形成的。11月16日，北电网络集团与大唐电信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研发TDS—CDMA标准，同时还将推动大唐的CDMA向CDMA2000*升级换代。

　　12月5日，爱立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阮魁森博士(Dr Lars Ramqvist)专程飞赴北京，拜见朱镕基总理，并当面递交了爱立信新世纪头五年在中国的发展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中国投入的高科技投资从截止到2000年10月的24亿美元提升到51亿美元”并将把科技研发投资增加一倍以上。在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阮魁森董事长闪烁其词地承认，游说WCDMA也是此行的重要目的。

　　虽然吴基传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其时间表，但3G标准的争夺仍旧走向了高潮，山雨欲来风满楼，没人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会下金蛋的鹅

　　3G标准争夺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其背后巨大的商业利益——电信运营商有机会抢占市场、设备制造商可以成为垄断的供货商、终端厂商在实验室与展览会上的概念机，则有可能一夜之间风靡全球。这种行业洗牌，在第一代向第二代升级过程中已经成为经典案例。

　　由于欧洲通信标准研究所的支持，GSM成为欧洲的统一标准，使诺基亚和爱立信成为最大的赢家。其中诺基亚的市值在1999年中首次超过石油公司BP阿莫科，成为欧洲最大的企业；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也因为迅速推出2G服务，获得迅速发展，1999年底成功收购德国电信，从而规模一举超过诺基亚。

　　美国高通公司从国防部引进CDMA标准，用10年时间完成商业化，占领了美国韩国市场，1998年，日本决定将采用高通的第三代技术标准，这使高通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专利收益，是公司前四年收益的10倍，其股票在1999年不可思议地上涨了1900%。

　　因此高通从容地将CDMA的基础设施部卖给了爱立信，而自己只出售芯片。据估计，高通在三至四年内的专利收益将达到200亿美元，而其80%将用于技术研发，以保持下一次科技浪潮中的领先优势。而落后一步的摩托罗拉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的份额不仅落后于诺基亚和爱立信，即使在北美，市场占有率也从1994年的60%下降到今天的34%。标准就是财富，甚至可以说是公司发展的永动机。

　　由于GSM和CDMA各自占领了一块巨大的市场，因而在3G标准的制定上立即形成两大阵营。1998年底的以爱立信、诺基亚为首的3DPP(第三代移动伙伴计划)；和1999年初的以高通、朗讯为鼓吹者的3GPP2。

　　当然这两大阵营并不互立壁垒，很多公司互相交换技术，爱立信与北方电讯都是“脚踩两只船”的企业，拥有两种标准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1999年11月中国与西门子合力研发的TDS—CDMA横空出世，被国际电联接受为第三个3G标准；这使未来技术走向和已有的战略格局起了巨大的影响。爱立信、诺基亚、北电都开始积极寻求合作介入这一领域的研发；阵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据今年6月的《华尔街时报》的报道：中国本土3G标准开始挑战国外电信巨头，并认为这一标准将可能成为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按照我国3G工作组组长、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副所长曹淑敏的说法，三种标准的技术相差很大，但就系统兼容性来说TDS—CDMA将允许GSM向3G的过渡；WCDMA需要GPRS作为中间过渡技术；而CDMA2000则是要需要窄带CDMA的基础网络。

　　巨大的变数

　　但在今天就断定谁是“会下金蛋的鹅”还为时过早。在12月18日北电集团的酒会上，中国公司总裁毛渝南透露了他的判断“中国移动极有可能选定WCDMA做为3G标准”，因为“我们的TDS—CDMA虽然有后发优势，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明年四、五月份才能开始试验，现在连匹配手机都还没有，全面商业化则需要两、三年。相对来说，另外两种标准已基本成熟，马上就可以做市场。”另有悲观人士认为“以3G系统标准所代表的价值来判断，完整的WCDMA和CDMA2000的价值为100%，则我们的TDS—CDMA的价值为10%，远远没有完成开发。”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的态度。所有做生意的商人都知道，单纯比较技术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你鼓吹的技术要有人用。要启动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市场，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时间表。两至三年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间，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秦海博士的分析“在无线网络最发达的日本将与2001年推出3G技术、欧洲和北美在2002年、中国到2003年并不晚，不会扭曲国内市场，”而且WTO还没有谈完，“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可以继续快马加鞭完善技术；国外厂商也来得及寻找合作伙伴，做进场前的热身；“况且对中国而言，DDN、高速因特网的接入比3G更为紧迫。”

　　由于这场标准之争有了中国公司的介入，中国政府的态度更具有倾向性。“3G的竞争实际上是由国际电信巨头主导、各国电信企业参与、国际组织出面协调，各国政府积极介入的复杂局面；对中国而言，政府态度主导着这场争夺，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数，”国务院体改办国际政策比较室主任高世辑说：“这也是对政府智慧、企业实力的全面考验。”(李伟)

　　更大的变数

　　这个变数是什么？对北电集团的毛渝南来说并不是3G标准的选择，“三种标准的并行肯定是未来的格局，三种技术都有发展土壤，技术对接也并不困难，手机中多置几块芯片就是了，况且中国市场那么大，需要更多的频段。但问题是，3G是一个机会，把握得好中国电信产业将出现一个新格局——这是一个更大的变数。”

　　第一个疑问是，中国是否可以产生与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比肩的电信设备商。我国的设备和终端市场高度国际化，“在这里你可以买到最先进的最新潮的手机”，毛渝南说。由于长期徘徊在核心技术之外，电信公司每年流向国外的设备费和专利费就达百余亿美元；而这笔支出必然会转嫁在国内消费者身上。

　　以“巨、大、中、华”为代表的本土电信设备商，虽然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在移动设备的市场份额微乎其微；但他们的成长性异常迅速。在程控交换机的竞争中，是国外厂商的价格数十倍百倍的下降。政府对时间的控制和资金扶持，给了电信设备商一个成长良机，借新技术获得腾飞。退一步说，即使无法与国际电信巨头抗衡，由于国内企业的技术突破，也为国内的电信运营商的谈判与选择提供了筹码，赢得较好的位置。

　　第二个疑问是，电信改革能否利用标准的选择契机而深入下去，从而彻底打破电信垄断。这将对对我国现有体制和电信产业结构产生巨大震动，并在入世前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为垄断行业引进竞争者，是电信改革的基本思路。但在同一层面上竞争是无意义的。1994年移动通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移，中国电信计划直接上马高通更先进的CDMA技术，但此时恰逢联通成立，打破了电信的节奏，直接引入GSM技术，至今拥有了1500万的移动用户，从强大的中国手中分了一杯羹。

　　对世界第二大专门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来说，其边界利润率超过了50%，是第一大运营商沃达丰的一倍。“寡头经营的病态利润只会恶化中国的电信市场，入市之后，吃亏的是自己”，秦海说。3G技术的兴起与标准选择成为引入竞争者的最佳契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都在积极申请3G牌照，加入与中国移动竞争的行列。有迹象表明，中国的3G牌照有可能是四到五张。“不对称竞争只会巩固垄断”，秦海说：“电信的纵向切分也只是过渡到委托经营，各自跑马圈地，开放的竞争还远远没有开始。”在竞争对手增加的同时，必须加强进入者的实力。中国联通接纳了长城电信的窄带CDMA，由于技术的成熟，现在只需投入200亿元就可建一个1000万容量的网络。为赢得与联通的合同，高通已大大降低了特许使用费，只对中国CDMA移动电话销售收取2.65%的费用，而设备销售的收费仅为1%。相对而言，韩国公司就不得不向高通支付高达8%的特许使用费。同时联通还得到了国内中兴、大唐等厂商的支持。据毛渝南的估计，联通现在只需追加10%左右的建网投入，就可升级到CDMA2000-1x，即实现2.5代水平。联通也将成为拥有两套网络，两种升级技术的运营商，同时联通还获得了CDMA的低频段800M——被称为“空中房地产中的黄金地段”。

　　“这可以看作是国家对联通的一次扶持”，一位联通高层坦言。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中国移动以25亿美元出售了2%的股权给沃达丰，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对沃达丰来讲，更为现实的希望是在加入WTO之后拥有中国移动的更多股权。最近联通也同样准备转让25亿美元的股权来引进劲强力合伙人。多种标准并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结盟运动正在悄然形成。

　　在时间推移中，所有的谜底都会揭开；3G标准——这只被寄予厚望的鹅最终会下出什么样的蛋？电信垄断是否能够打破？我们是否会迎来更为健康的电信产业格局？3G带来新世纪的第一个机会，我们所期待的也远远不止对一项技术的选择权利。

　　政府的态度

　　在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中，虽然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的利益主体不同，选择的空间也不同，但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不能忽视企业间既有竞争又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盟合作这一关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际体制比较室主任高世楫博士认为，如果运营商在国内采购设备，就会在获得较好的价格性能比设备的同时，为国内设备商提供市场，“这就要政府在企业的技术选择上发挥主导作用。”

　　他说，“在3G准入的政策上，政府的政策倾斜应有利于设备制造商，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加工能力资源，强化中国制造业优势，同时扭转国内消费者对本国生产技术不信任状态。而且许多行业的例子已经表明：国内厂商的进入必然导致国外产品价格的下调，最终受益的是消费的终端市场。”

　　提到中国移动通信和中国联通双寡头竞争格局在从GSM向3G标准的平滑过渡中政府的立场，高世楫告诉记者：“现在政府决定允许中国联通独家建立窄带CDMA，并且充分利用市场规模的战略性意义，专利费用已经被压缩的非常低，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至少从非对称管制的角度而言，在2000年5月公开宣布暂不允许企业进行3G试验，就有利于客户对于联通的窄带CDMA系统建立一定的预期。”

　　“当3G系统竞争愈演愈烈之时，既然电信运营商对于系统的最终选择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么已经占据中国市场大半江山的国外公司，通过操控国内运营商，以用户的要求和选择为号召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3G标准，这种可能就是存在的。中国对3G标准的选择就是一个武器，可以用来与国外的技术供应商对抗，理直气壮的为国内企业赢得利益。”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负责人秦海博士提出，在3G标准上中国的“大国战略”核心就是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形成政府与企业的互动，最终达到国富、民富：“建立一个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模式，最终服务于市场，满足国民消费，向全社会提供开放性的服务，是政府制定战略的终极目标。”

　　同时他也认为，对于政府，固然可以做出最好的设想；就国内企业现状而言，还不具备适应大规模企业操作的能力，“最终的局面可能是这样的：由国内外的资本和厂商组成大范围的合作联盟，而从GSM向3G的过渡方案也是渐进式的，在主要技术轨道上锁定而进行某些技术的改进与补充。通过谨慎开放窄带CDMA市场、开展3G试验，来配合国内技术能力的开发和使用，并逐步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形成更有效的竞争格局。”

　　不过时间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对于何时以及采用何种标准，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谨慎地重复着一致的口径。

　　在此前，吴基传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发放第三代移动电话牌照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第三代移动电信技术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而且“第三代移动电信有多少业务还没看出来”。这已经是该部长近期针对电信敏感话题的的第二次表态，上一个被否认的是电信资费将在近期内调整。(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