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医生在西方是最有钱、最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但这并不能证明日子过得可能比我们滋润的西方人身体就一定比咱差。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这话之所以放在中西方的比较背景下看绝对不灵，也不是因为西方人的小命比咱就更值钱，生病与否跟文化关系不大，但看病治病，中西方却的确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机制。

　　谁有病

　　我们总是觉得是自己有病之后才去找医生，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医生挨家挨户主动上门找着给人治病的。而越来越多的医生已经习惯了面对病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要点什么药？”--医生真像一个卖药的。如此说来，谁有病，不是由医生确定的，而是由病人自己确定的。人们如何知道自己有病呢？如果一个人整天觉得自己有病，那他确实有必要去找心理医生，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会生病，从来没感到哪不舒服，那恐怕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单说什么时候判定自己有病，中国人和西方人就有很大差异。中国人总是在感到自己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才想到自己病了。头痛发烧、腹痛腹泻之类明显的身体反应，让中国人大为恐惧，以为病得不轻。其实，在西方人看来这些都是小毛小病，而真正让西方人头痛的乙型肝炎、糖尿病、艾滋病之类疾病，以至一大堆忧郁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中国人反而不觉得它们厉害。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病没有明显的身体疼痛反应。就是在苏州这样的城市中，第一位被查出染上艾滋病的人，还漫不经心地说打两支退烧针就好了。

　　如果说中国人是把身体的不适反应作为生病的标准，西方人则更看中潜在的杀手。这也难怪，中国人从来都是把身体感受看得高于一切的。但西方人却爱刨根问底，不管身体有无不适，总喜欢检查检查。或许1347-1348年导致欧洲人口减少四分之一的黑死病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场神秘的瘟疫，让西方人清醒地认识到非得找出身体上出现的可怕的红斑点背后的真凶不可，要不然这些火种就会把欧洲剩下的四分之三的干柴也点着。因此，西方人不是等到身体支持不住了才算生病，而是在刚有一点苗头的时候就提高警惕了。甚至能吃能喝能睡一切平安无事之时也得让家庭医生来瞧瞧，至于心理疾病一类没疾没痛的病更是不能掉以轻心，而一度认为这些专属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疾中国人还一直以为跟咱没什么关系。

　　求医问病

　　西方人对疾病的高度警惕使他们发展出了发达的防疫制度。不少西方人都有每天吃VC或阿司匹林以及其它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能力的药。这和中国人进补虽然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却又不是一回事。中国人“吃啥补啥”的信念西方人是难以接受的，而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没病也要吞药片也会大惑不解。

　　最有趣的当然要数认定自己有病之后的态度。西方人理所当然地要找医生，而医生也无论如何都要拿出科学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的治疗方法的正确性。即使是用“心理暗示”治疗病人的奥地利名医梅斯默(Friedrich Anton Msmer,1724-1815)也煞有介事地将自己的治疗法称为“动物磁疗法”，并把那些前来就医的法国贵妇们在暗示之下歇斯底里地抽搐、扭动归因于他手里所持的铁棒的磁力作用。若在中国，这种治疗法恐怕是难以被称为医道的。如果不是被看成是神汉驱魔，至多也只能是江湖郎中的把戏。

　　中国虽有“巫医一家”之说，但人们心里还是十分清楚两者的区别，许多中国人的说法是像逛商场一样去药店买药，其次才去求医问药。只有在医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会请那些神汉巫婆来，死马当活马医，远不像西方人把什么样的治疗都能穿上科学的外衣。虽然现代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心理医生这个行当，但对这些医生能有多大的治疗能力，仍然持观望态度。如果这些心理医生只是和病人聊聊天，给一点安慰或暗示什么的，中国人还不如去求神拜佛呢！神仙菩萨给人的希望和安慰恐怕比心理医生要大得多，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心诚则灵”。如果西方人对于这种迷信难以接受，他们对中国人的中医草药的排斥就多少有点让人意外了。中国人相信“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于是生病吃药，天经地义。但是中国人吃的草药却让西方人有点捉摸不透。不知道中国现代的医药学家有没有拿出让西方人相信的科学分析报告。

　　不久以前，那些千奇百怪的草药还是不准在西方药店出售的。这也难怪，传统中医的那些过冬的芦笋、原配的蟋蟀之类的药引让鲁迅先生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大骂中医是骗子，更不要说西方人了。但是，如果承认这些中草药是民间性的，那么西方医学的那些开膛剖腹之类的手术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现代西方的解剖技术发展起来之前，包扎伤口、割瘤挖疮之类的外科手术，都是由理发匠做的。赫赫有名的外科大师巴累(Ambroise Pare,1510-1590)就是这样的“理发手术匠”。再有，在西方流行上千年的放血治疗也不见得比中国的针灸高明。

　　借病发挥

　　如果身体的疾病都与文化背景相关，那么心理、人格方面的疾病就更难与人们的社会、人们的态度、甚至人们的想象分开。莎士比亚笔下那位经常自言自语，面对天空发呆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真疯子还是假疯子，曾经让中国观众迷惑了许久。满脑子奇思妙想的堂-吉诃德仅仅是一个骑士小说迷，还是真有病？其实和这些虚构的人物犯不上较真，作者的意思大概只是借病发挥，病只是作者借来的一件道具。有病就成了一个吐露真情的借口，或者构成情节的契机。

　　有趣的是，如何借“病”来发挥也大有讲究。人们对病的不同态度也让人大开眼界。无论是哈姆-雷特式的装疯卖傻，还是堂-吉诃德式的执迷不悟，西方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或许正是由于西方人对于疾病的高度警惕和敏感，他们对疾病也赋予了更多的关心，也更加宽容。《雨人》中那位天才傻瓜竟然赢得了弟弟女友的芳心，而《阿甘正传》中寓言式的人物阿甘的傻劲竟然使他成就了美国几十年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荣誉。相比之下，无论是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还是雨人、阿甘，如果出现在中国，即使不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那样病愈之后到外地“候补”，也很可能像阿Q一样被枪毙。因为中国人始终把这些人看成是“废人”，失去了正常人的起码条件。

　　当然，在对那些患上精神病的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弃之如敝屣的。但是能治愈“候补”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往往是死马当活马医，连贾宝玉那样钟鸣鼎食之家的命根子都免不了这种命运，一般人可想而知了。而且治疗方法上更是捉鬼驱魔多于药物或心理治疗。结果，自然是变成“废人”，与先天的弱智一样，被划入一个属于社会包袱的阶层。

　　越发达病越多？

　　就像法律越严，罪犯就越多一样，人们对疾病越关心，病人也就越多。信不信由你。细究起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绝对没病的人。小到有头皮屑，大到动脉硬化，人类有成千上万种病，怎么也会给你摊上一样两样的。只不过，你是不是拿它当成病，那就因人而异了。这当中，文化背景又有很大的作用。在西方，牙医是十分好的职业，不是因为西方人的牙齿比中国人差，而是因为西方人把牙齿当回事。很多中国人大概是不等到牙痛得吃不下东西是不去看医生的，哪怕牙齿已经烂了个洞，只要不痛，也就由它去了。

　　不仅牙齿如此，很多情况下，中国人都是以能不能挺得住作为生病的标准的。而西方人却更注意一些细小的变化。中国人近几年才听说有“亚健康”这个词，这多少也说明中国人已开始有了新的疾病标准，虽然比西方晚了不短的时间，但是总算有了一个对疾病提高警惕的良好开端。想起前些年人们还心安理得地把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称为“健康带菌者”真让人啼笑皆非。恐怕谁也无法否认对疾病的认定是与社会的进步程度成正比的。

　　这当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因为经济的发达而导致新疾病出现也不是没有先例的，网虫们的电脑综合症恐怕就是一例。社会的进步只有具体化为对人的尊重，对个人生命的关爱，才能表现为对疾病的敏锐关注。西方人自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有尊重个体生命的传统。要不然，他们的牙齿恐怕难以得到很好的保护，雨人的浪漫故事无法展开，就连弗洛伊德大夫的精神病治疗所也难以开张。

　　中国人当然也很重视自己的身体，以前没有钱治病，能忍就忍了。现在有了钱，恐怕也不能再坚持“吃啥补啥”的老皇历了。要是在尊重个体生命的层面上，增加了对疾病的敏感，提高警惕，人们发现了自己身体有大大小小的毛病而又有钱治疗，那谁又能说这是坏事呢？(文—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