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哲学家来到一个城市，试图将居民从原罪和邪恶中解救出来。哲学家日以继夜地在街上和人们常聚会的场所劝导大家要抑制贪欲和嫉妒以及虚伪与冷漠，开始时大家都倾听并面带笑容，但听到后来都走开了，人们对他不再感兴趣。最后，一个孩子问：“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讲下去呢?你难道看不出来一点儿都没有用吗?”

　　哲学家回答说：“开始我认为我能够改变别人的观念，而现在继续讲下去，是避免别人改变我。”

　　很多时候，让我们这帮俗人讨厌的并不只是哲学家。还有所谓未来学家，他们说电脑会越来越聪明，比人还聪明，他们的佐证是那个叫“深蓝”的冰箱一样的家伙，而我们面对的电脑，多开几个窗口就会死机。他们还会说，2061年4月12日，会有一艘叫“地球快车”号的飞船载着你飞向太空，有什么证据吗?他们说，那一天是地球上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100周年的纪念，100年了，该轮到你去转悠转悠了。

　　这是未来学家的好处，凡是没啥证据的事，他们会说100年后肯定会如何如何，时间能把一切障碍抹平。听未来学家说话，就像《百年孤独》里的那个村庄迎来了吉卜赛人，他说万物有灵只要你唤起他的灵性，然后拿着块磁铁把村里的铁钉都吸出来。

　　不过，好故事依旧是好故事，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预见了潜水艇，可他并不是为了搞出潜水艇才去编故事。李高佛就编不出《海底两万里》的故事，“二战”后，核能应用还是个梦想，李高佛用10年的时间鼓捣出来了核潜艇，他要应付美国海军中一堆保守势力的排挤，只能踏踏实实干活儿，不能去编故事，更不能去充当未来学家。鹦鹉螺号从珍珠港经由北极转到英格兰，说的还是老话——预言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给它创造出来。

　　李高佛说：“所有新观念都是来自不肯随俗浮沉的人，他们对来自传统智慧所形成的教条主义常有异议。所有改革都是源于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他们对一些有权力的社会组织所设计出来的表象持怀疑态度。新观念创造者和社会评论家是自由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只有他们才能建立自由的社会。”

　　随俗浮沉?多俗才算俗?在新世纪的关口，最粗俗的事情可能就是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而不肯从俗的声音就是对技术进步的批评。中等智力的人都能想象出克隆技术能弄出一个多好玩的世界，持疑义者就会批评克隆技术的危害，在一部分人鼓吹技术进步万岁之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对技术进步表示忧虑。

　　2000年4月，《连线》杂志发表比尔·乔伊的文章——《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他也像个未来学家一样说着危言耸听的话，他说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基因技术都将威胁人类。这家伙的身份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所以这文章显得相当有分量。

　　不懂技术的人对技术进步一般都不觉得恐慌，就像一个只知道四则运算的人不会对数学产生敬畏。有人预言，纳米技术将会产生无数更微小的病毒，普通人不怕这个，我们怕的是感冒病毒或HIV，谁知道“纳米病毒”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机器人有什么可怕，它不就是个更奇妙更费电的吸尘器吗?所以，一个技术专家乔伊，一个曾经的技术迷恋者来给我们这帮俗人敲警钟的时候，大家都会竖起耳朵听上一会儿，听会儿再散去。

　　据说，第一个以书籍形式对第三个千年进行预言的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他在1888年创作了一部名为《2000年》的小说，幻想每天的生活用品都通过管道装置免费送到每一户家里。这个作家可能生活窘迫，缺乏想象力，只不过把送牛奶的工人换成了个大吹风机。他没能预见到汽车、飞机和导弹，是个失败的幻想作家，然而，他的梦想不是很朴素很可爱——主人公昏睡100多年后醒来，终于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日的日子。

　　比尔·乔伊属于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的那一类，同类的有所谓“罗马俱乐部”——1922年弄出《增长的极限》一书，说地球上的矿物资源要枯竭了。相形之下，我们更喜欢好听的、拍全人类马屁的话，比如兰德公司说人类在1980年代就能登上火星，能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到2000年飞机的速度能达到音速的10倍，5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这几样预言都落空了，可聊以自慰的是，登上火星、在月球上建基地都并不困难，只是要花太多钱，我们把钱用在别的地方了。要10倍音速的飞机也不难，可5个小时就绕地球一圈，我们绕来绕去干什么呢?

　　1960年代，预言未来发展成“未来学”，当时干这行当的兰德公司和赫德森研究所都由五角大楼资助，地球村上美苏两家在冷战，请“未来学家”站脚助威。如今，美国的那本《未来学家》杂志又薄又轻印制粗劣，人们对未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不在乎未来学家在说什么；人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未来，而不是更好的未来学家。他们已经不错了，让他们接着说吧，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