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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报告了一只漂亮的恒河猴安迪(ANDi)。这只被植入了荧光水母基因的小猴，可能会在荧光下发出绿色的光。显然科学家此举并非为着娱乐大众，他们希望用这种基因编码与人类只有1%差别的猴，来研究各种疾病对人的影响，并开发出相应的治疗方法。 转基因不再是特别的新闻，但它引发的各国公众的震撼远没有平息。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的作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显得尤其焦虑，他们研究生产的转基因食品在市场化商品化的进程中，碰到了难以回避的障碍，这些障碍并非来自公众恐惧。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科学家的焦虑以及他们碰到的障碍却又不那么简单。 -牛西红柿，并非愚人节玩笑 为朱作言研究员的“快速生长转基因鲤鱼的中试研究”作成果鉴定的级别很高，有三位两院院士参与。去年10月17日通过的鉴定，这项成果被认为“居国际领先水平”。鉴定的院士们考察了这种鱼的食品消费安全性问题，结果也没有证实不安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显然很忙，记者通过电话找到他，仅仅说上了几句话，他又去处理比接受采访更重要的事情了。胡炜没有朱院士那么忙，这位课题研究的参与者说起朱作言，充满敬意。 敬意来自这样的事实：早在1984年，朱作言就完成了他自己的转基因研究。这项同样是关于鱼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次年德国科学杂志上。此时，国际科学界正被“超级硕鼠”震撼着。这是人类第一次结合大鼠小鼠的基因做出的“硕鼠”。也仅两年，朱作言就发表了他的转基因鱼论文，这是“鼠波”未平时的新“鱼波”。在科学界，这条鱼可能比今年美国研究出来的转基因恒河猴安迪(ANDi)更引人关注。《纽约时报》注意到了朱的工作，他们撰文称：“(朱的研究)至少比美国领先两至三年。” 关于朱作言研究的报道已有不少，但在胡炜回忆的历史里仍有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实。 朱院士的这一研究，采用方法是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植入鱼体内。这一方法随后诞生的最大价值是建立了转基因鱼的理论模型。 胡对“人的生长激素基因植入鱼的体内”叙述得极其平静，但在电话这端的记者听来，颇觉剌激。在刚刚过去的90年代，报纸不断地报道“牛西红柿”诞生，随后又不断否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称之为“愚人节玩笑”。没有记者认真地追索过这一新闻。 胡当然也注意到了记者的惊讶。他解释说，当时的转基因研究由于太新太超前，所以还没有特别的伦理负担，也只是科学界有了这样的尝试，争论随后才产生的。朱作言随后对鱼的转基因研究，完成了“全鱼基因构建”，即用鱼鱼基因相“转”，全是鱼，没有其它的动物基因介入。这样当然就容易避免了一些争议。朱作言刚刚通过鉴定的课题，即为鲤鱼与鲫鱼间的转基因新鱼——863吉鲤。 其它的转基因研究却没有“鱼鱼基因相‘转’”这么简单，“牛西红柿”可能也并非简单地“愚人节玩笑”，至少有“鱼西红柿”。 在哈尔滨做转基西红柿研究的黄老师，其西红柿即名：美洲拟鲽抗冻转基因蕃茄。 西红柿可能是转基因研究领域最大众化的课题，身处中国最北端的黄老师希望她研究的西红柿能够抗冻，至少黑龙江人能够吃上坚挺新鲜的。“最抗冻的东西是什么？”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大西洋里的冷水鱼——美洲拟鲽。”所以，黄选择了这种鱼的抗冻蛋白基因“转”至西红柿里。这显然是真正的“鱼西红柿”。 在这种动物植物、动物动物与植物植物间的基因“转移”，对不特别清楚科学研究的普通大众，恐慌当然是一种正常反应。科学家所面对的，则显然不仅仅是基因选择那么简单的问题。 -不容易的市场化之路与科学家们的焦虑 做了十多年转基因研究的黄老师在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的，不是自豪而是焦虑。她说她失去了一次很重要的机会。黄的抗冻转基因西红柿1997年进入大田释放阶段的，这是市场化的最后环节，随后就等着有关部门批准，批量种植、上市。但是这时黄出国了，等她回来，关于转基因的争议已经波及中国，有关部门关严了门。“其实当时批了也就批了，”黄说。错过了这次机会，至今黄仍在等待的真正市场化商品化的批件。能否真正等到，谁也不知道。比黄更雄心勃勃走市场化商品化之路的是黄大年研究员。这位研究员供职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在1999年就与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浙江金穗农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按照他们的计划，这意味着“拉开了将转基因水稻推向产业化的序幕”。此后，黄的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田释放、试种示范……他们的示范田颇为丰富，在浙江富阳、临安与丽水等地都有。 但黄大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其情绪远没有想象般乐观。他告诉记者的信息是，国家关于转基因商品化的态度是，“90%不批！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就记者的目前采访看来，应批准的10%也没有发现。 黄大年当然焦虑，他说：“不从观念上转变，我们会失去一个市场！” 市场化之路的难题仅仅在于不批准？多数直接从事经济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并不如科学家们乐观。北大未名集团生物工程公司的周广田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首先的一个反问就极有意味：“市场上西红柿多了去了，谁一定要你的转基因西红柿？” 周广田所从事的生物工程，与转基因不仅不陌生，反而是极熟悉。当然在他有趣的反问后，叙述的就是有价值的思考。他以一个有价值的转基因农作物来作例——如果真的拿到田间，从科学角度讲，需要农学方面的强力支持，首先要选种，然后在选种完成后需要稳定，并能够形成体系，而且能够保证不是仅仅产几代就变异……当然，选种科学家可以解决，但科学家难以解决的是经济运作问题。科学家在纸上计算出了巨额的利润未来，但真正进入实质操作，农业生产的产权首先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总之，周广田并不看好转基因、特别转基因农作物。 另一家也很积极投入转基因领域的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并不看好转基因农作物，他们虽然名为“农业”公司，却更看好制药业，特别是生物制药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描述的未来是：未来的牛奶可能会给你治病，当然，这治病牛奶会比普通牛奶贵很多。 前面有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市场化商业化的严格控制，后面有经济界专业人士的质疑，夹在两者中间，却手中还握有转基因成果的科学家，情绪？可以想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林中平教授对此差不多是愤怒。他用了一个词，“找碴”！来形容他对此事的反应。他的转基因项目是马铃薯。 -在对立两极间的中国现实 让林中平教授愤怒的事实是，他两次申报产业化都被告“资料不全”，缺乏申报年度的结果。而林申报时，当年的马铃薯还没有收获，“如何来数据”？在这层因素之外，林还指责报纸不负责任乱发文章批评转基因。林愤怒的关键底因是，如果国家总不批准，他的课题经费就快没有着落了，生存压力太大。 令转基因科学家焦虑的除了生存压力，还有巨额的利润诱惑。 中科院水生所的何炜为我们算了一笔“863吉鲤”的经济帐。这条长的像鲫鱼，但嘴边有两条小胡须的家伙，要比鲤鱼生长快15%，而它的饵料转化率又提高了11%。换成通常的说法是，这吉鲤吃得少长得快。何炜称它甚至可以在南北生长两季。 何说，2000年，中国的鱼业总产量是126万吨，如果这种鱼真正投入全面养殖，将会在这一基础上增产18.9万吨。按市面的价格算，这将增加11.34亿元。“退一步讲，如果只有10%的水面养殖，也将增收1.89亿元。”何最后强调说。 这一利润前景不仅让科学家们心动，现在到中科院水生所寻求合作的更是很多。何介绍说来的企业，“甚至包括生产化妆品的丽花丝宝集团”。 比较而言，何炜及中科院水生所相对超然，他说目前科学家们的工作已经做完，已向国家申报了市场化商品化的报告，是否批下来，他们不特别操心。在国家未批准前，他们严守不扩散要求，已经在吉鲤养殖场挂起了铁丝网，并在进水、排水处加了几道安全措施。 巨额的利润诱惑不仅要让科学家面对，甚至农民都明白。北京大学的林中平教授开始在某省做实验时，对方还要索取经费，而后来农民发现了其好处，竟求他们种。在没有得到教授们的允许，部分农民甚至偷他们的种子。 在这种背景下，生物安全性的问题讨论起来会显得很轻飘。何炜说他们养的鱼，所里的人大多吃过，“除了鱼肉有点点硬，味道很鲜美的。”而哈尔滨研究西红柿的黄老师，说她用自己研究出来的“鱼西红柿”喂过100只小白鼠，“结果都没事啊”！ 转基因科学家显然只能就自己的研究项目来谈其安全性问题，同时他们也都有一整套的安全性报告。但是，“安全问题并不在于转基因食品本身，”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赵进东告诉记者，“重要的问题在于环境，转基因食物可能破坏生态环境。” “政府一而再要求不要商品化，”赵解释说，“主要是怕影响进出口贸易。”在全球格局里，欧洲更反对转基因，而美国则倾向于支持。在这对立的两极，中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压力就在于进出口贸易。赵对本刊记者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前后不是”。 作为农业部的官员，赵进东只是简单明确地点出了对立两极间的中国现实，但他同时也乐意就对转基因本身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对转基因食物是否真那么有效益，多少持保留态度。而转变了的基因会对我们的世界带来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他也有着深刻地忧虑。 当然，赵也说转基因的研究各国都不会放松，但真正的商品化，大家都要郑重。“科学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赵说，“科学家也有好有坏。” 参加了人类基因组1%序列测定的中国主持科学家杨焕明对基因研究的前景有着更为强烈的呼吁：“我们千万不要想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位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要求，“(整个社会)要监督科学家要做的工作。” 背景：转基因-欧洲VS美国 影响世界的对抗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章良称转基因技术，“是肯定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多数人在描述这一技术时，也都用上了“革命”两字。但是，革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个更需要讨论的话题。 对待这一问题，欧洲人更倾向认为：只要不能否认其危险性，就应限制；而美国人则主张：只要在科学上无法证明它有危险性，就不应当限制。 这两种对立的观念，是所有生物安全性国际会议永远争执不休的两端。正因为双方处于对立的两端，所以，欧美之外的国家，或多或少地都被他们影响着改变着。 比较而言，欧洲人对生物的安全性问题更敏感。疯牛病、二恶英……让欧洲人吃的苦头不小。而这种切身的现实的灾害，很难说不强化他们对未来基因改变后的恐惧。虽然未来的结果，对现实的人群而言显得遥远。 而一直以“未来是更好的”为信念的美国人，对未来的乐观当然更甚于欧洲人。两种不同的地域人群的两种不同的危险观深刻地引发了转基因问题上的激烈冲突。去年年初，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在听取了议会、科学界、工业界和农业联合会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提交了一份“法国食品的透明度及健康安全”的报告。报告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是否有影响虽无定论，但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安全，应明确禁止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和某种形式的流通。”随后，法国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关于转基因产品的公民大辨论，旨在对这一问题“听取更广泛的最基层的公众的意见”。 在如此谨慎的一系列讨论出台前，这个国家就发生过种种极其有趣的冲突。 1999年6月，4名法国农民将一块种植转基因油菜籽田地全部毁掉。这块本来用来研究转基因农物实验的田地，被农民认为是“跨国公司与法国公共研究机构串通一气危害公众健康的产物”。 很难说这一被广泛报道的毁田事件没有给美国人以任何启示。一家计划开发彩色的转基因草坪的公司，在美国的40个试验场被无政府主义组织捣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改变了一个东西的颜色，它还是那个东西吗？” 与美国更为亲近的欧洲国家——英国，其首相布莱尔去年也撰文称：“正因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们具有潜在的好处，所以，英国才不关闭对其进一步研究的大门；也正因为它对人类具有潜在的危害，所以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才十分慎重。”而在一年前，布莱尔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却是充满信心。公众的抗议，相信对其转变并非没有影响。 一直强硬的美国人虽然显得被迫，但也在改变着。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说，去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量在锐减：玉米从24%下降至19%、棉花从55%下降至48%、大豆从57%下降至52%。 欧盟在规定必须明示农作物是否含有转基因(GMO)后，又提出GMO的混入上限须在1%以下，同时对其加工的食品必须贴示标签，并禁止玉米以外的GMO农产品的种植。与此对应，美国现在也有3名议员提出立案，要求对含有1%GMO成分的任何食品和农作物都应贴示标签。 从目前的报道看，欧洲在这一领域正逐渐地改变着美国。 但是，现在对未来任何的预言都会显得为时过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设立的食品规格委员会，将于2003年前制定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国际安全标准。那个时候，对这一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结论。 资讯：小猴安迪 发绿光的猴 一只3个月的，美丽漂亮的恒河猴出现在新年后全世界各种媒体上，它有个挺老实的名字，叫安迪(ANDi),意思是DNA植入。也就是转基因猴。无论各国反转基因的呼声多么高，科学家们的研究并没有任何地放松。 比较而言，这只恒河猴比起其它的转基因动物更具娱乐性。制造它的美国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科学家，从荧光水母体内采集了一种基因的变种，然后植入未受精卵的DNA中，培育了小猴安迪。科学家们希望这种基因可以让猴子在荧光下发出绿色的光。 当然，科学家们培育安迪，并非为娱乐大众。选择恒河猴进行转基因实验，是人类首先尝试改变灵长类动物的DNA，而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编码与人类只有1%的差别。因此，通过改变安迪的基因构成，研究人员想验证，他们是否有能力把一些产生人类疾病的基因植入猴子的体内。对糖尿病、乳腺癌、帕金森症和艾滋病等病症进行研究，并开发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此看来，这样的小猴未来被人类不断用病菌侵扰的机会还多着呢。当然，从一般意思上讲，这也是为了人类自身所不得不付出的一点点代价。 不过，目前有点小麻烦。安迪没有发绿光，至少现在没有。 科学家们设计的方案是，如果小猴安迪也能如去年芝加哥艺术家制造的荧光兔那样，那么，就可以通过荧光物质记录小猴的各种病菌的变化与发展。 当然，与任何一次转基因新闻发布后的结果相似，并不是每个人都高兴听到安迪的新闻，首先对此抗议的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他们的反对意见是：这是在进一步用动物来进行不明确的研究。(记者李鸿谷金焱资讯纪江玮) 更多精彩文章请看三联生活周刊第5期 文学艺术、留学移民、求职应聘、英语学习，尽在新浪网文化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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