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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了 2000年12月25日，中国证券市场在沪市2100点左右的历史高位厉兵秣马整装待发。不料曾经持续两三年上涨趋势的中科创业(0048)继多日连续阴跌后，出现大幅跌停，开始书写其连续九个停板的中国证券市场吉尼斯纪录。中科创业一发不可收拾的跌势，迅速波及到其他庄股接连下跌。中国证券市场因此震动。 1月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正在查处涉嫌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票的案件，并且已经对持有亿安科技股票的主要账户进行了重点监控。1月1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中科创业股价涉嫌操纵，正对此展开调查，并称中科创业最近的股价暴跌已比较严重地影响到股票市场的正常秩序。同时，多家股票出现跳水现象。  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谈话提醒制度。市场人士分析，该制度对于目前尚存的部分投机资金客观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这部分资金产生了较强的“套现离场”的欲望，客观上导致了当日股指超过3%的下挫。 1月16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做的主题报告见报，报告总结去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成绩，部署2001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和任务。文中指出，要对市场反应强烈的庄家操纵股市等问题进行集中查办，依法定性，依法处理，以维护证券市场运行秩序，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一时间，“证监会向庄家宣战”、“庄股时代的结束”以及“把庄家根除”的呼声四起。显然，2000年末对“机构投资者”的方方面面讨论开始之后，2001年初,庄家股票的“地震”更促使这一话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敏感。在中国证券市场,究竟需要怎样的机构投资者？会不会出现索罗斯？在面临加入WTO的挑战前夕，在中国股市一年多的大牛市之后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全面看待违规现象 中国证监会透露，自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实施以来，证监会对236件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核实，对100个案件作了行政处罚，有88家机构和142个个人受到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或取消从业资格等各种行政处罚，罚没款总额达4.66亿元，少数情节严重的，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实，《证券法》正式生效之后，违规现象已经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至少以前官方一直担心的谣言乱市公然造市的现象得到了遏止。”与多家上市公司有过业务的律师胡伟回顾起他参与的几个事件，“ 1993年10月，宝安集团收购上海延中的时候，就引起很多纷争，后来证监会认可了宝安购入的延中股票有效，但是对其在收购过程中信息披露的不及时视作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以后对于信息披露的规则市场各方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1995年8月，四川长虹的法人股转配股流通，被证监会认定是违规行为，上市公司和承销商都受到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为此受到批评。胡伟说：“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对于一些模糊地带有不同理解所造成的，证券法规进一步完善之后，这些问题相应减少了很多。” 获得官方咨询资格的李保西说：“在1995年上海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因为“327国债期货”事件被处理之后，深圳证券商的老大君安也出了问题导致被合并。这两家大证券公司的相继折戟沉沙，可以看作中国股市第一代机构庄家的终结，到1996年，个人投资者袁敬民持有郑州百文股份达到7.43%，超过5%的规定上限，这暴露了具有资金实力的市场个人以及民营企业介入市场越来越深，也成为比较多违规行为的新主体。1999年“5·19”行情爆发后，市场里各类资金越来越多，违规者的身份也越来越复杂。监管难度在不断增加。” 目前，和股市有关的违规行为根据主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上市公司，另一类是市场参与者。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有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隐瞒公司重大经营情况和造假账等等。市场参与者的违规行为有内幕交易、操纵价格、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以及融资融券等等。很多时候，违规行为是两者互相勾结。 胡伟认为，过去两年资本市场为人诟病最多的是上市公司造假使投资者受骗买入而大受损失，典型者如红光案、琼民源案和郑百文事件。不过自从“基金黑幕”以及中科事件发生之后，市场舆论大量集中在做庄问题上。一直以贴近投资者为特色的《新证券》主编董少鹏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些违规事件，除了市场参与的各方，还有理论界、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和海外人士，不同角度的声音越来越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好现象。” “美国著名的金融机构长期资本公司破产之后，格林斯潘在有关此事的国会听证会上就明白地指出，‘我知道我们都希望找出一种在市场上只有优点避免缺点的制度，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样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赵晓举这个例子来概括他对于违规行为存在的看法。他认为，“监管是必要的，但是哪一个市场上的监管都不是万能的，小股东应该认识到庄家存在的危害也是风险之一，要学会选择用脚投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证券市场不论是初级还是成熟时期都会有庄家炒作股票，因为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不择手段。”他相信，要解决问题关键是能够及时发现，即时打击。此外，也有其他一些因素会起作用，比如市场结构是否足够完备、违规成本的高低等等。 著名股份制专家、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刘纪鹏认为：“查处违规行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由此推出要消灭庄家这样的结论恐怕不科学也不客观。”他指出，“漏洞暴露出来，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应该做的去做，不应该做还是不能够做。不能够把它管死，要相信市场内在秩序的调节能力。回顾过往十年的中国股市发展历程，只有发展才可以解决问题，特别是马上面临WTO的挑战，不可能走回头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才可以管好。” 曾经任职新鸿基证券和百富勤的香港资深证券人士张子伟表示，查处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是很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不应该对此有太多情绪化的反应。他说：“即使是最不活跃的市场里也会有庄家。香港由多个交易所共存的60年代起到90年代初之前都还是被称作‘庄家市’，之后被称作是‘基金市’，很多国际基金进入了股市。但是基金和这些大机构还是做和庄家一样的事情，会大量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然后推高股价。当然，他们都是合法操作和信息透明的。” 他还指出：“如果中小投资者觉得这一家公司股价受操纵，就不要再参与；觉得市场风险太大，就不要介入，或者委托基金进行代理买卖。国际成熟市场上就是这样做的。中国政府一直提倡超常发展机构投资者，也是为了减小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上的比重，可以达到稳定发展市场的目的。” “不能够把现在的市场称作庄股时代。”董少鹏说，“虽然市场上有人做庄，但市场依然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在运转，庄家对于市场的左右力量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厉害。”他称，“任何市场的监管水平高了，寻找市场灰色地带的投机者水平也会提高，这是不能够回避的问题。投资者自我保护才是最大的保护。看到股价过分上扬，就应该关心公司的基本状况，不能够盲目跟风，这是任何一个市场都需要注意的。 事实上，只有投资者真正意识到证券市场风险的无处不在，才可以逐步建立健康的投资意识。最新的证券期货监管工作报告既提到了监管，也说到了发展，还有一个教育中小投资者的内容，这是很务实的态度。” 经历过大牛市和大熊市浮沉的李保西用亲身经验来说明：“事实上，2001年的中国股市比以前要成熟得多，这一次先后有几十只庄股大跌，但大盘指数没有因此变得不可收拾，下调幅度不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说明庄家没有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能力。一些庄家声称的把庄股事件引爆后，要把指数打到1500点之下，这显然是判断错了形势。”李保西说，“在三年前，一个清查大户或者透支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就可以引起市场的大幅震荡，令管理部门头疼。经过过去两年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之后，中国股市其实成熟了很多。” “对股价操纵内幕交易虚报利润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做到谁推荐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披露谁负责，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抑制。”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从业律师总结。他还补充，周小川有两句话可以看出新一届的证监会思路是很清晰的，“市场决定的事交由市场解决”，“证监会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监会应当充当裁判的角色”。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得到更好的解决。 “中国特色的索罗斯” 一直密切关注市场的刘纪鹏经常提到的是，中国股市过去十年是以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建设最高级阶段的资本市场，因此一定会存在很多问题。他提出：“第二个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索罗斯的出现。” 他特别肯定的是，索罗斯这一类人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作用。他认为，不管我们把索罗斯们看成是“害群之马”还是“金融大鳄”，实际上索罗斯们在资本市场能起到一种能量释放的作用。局部的灾难和爆发,可以使很多内在的风险暴露出来,没有这种释放,后果会更严重。这种市场潜伏能量不断的喷发，可以推动资本市场的提高和完善。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游到哪里，哪个资本市场的游泳者和管理人员就要加倍小心，因为他会捕捉市场的空白点和灰色地带,钻空子。“市场的不完善不是投机者钻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市场中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他才会去钻。”刘纪鹏说得很直接，“证券市场是一个博弈获利的竞争场所，这就先天决定了里面不存在友好的竞赛,也出不来雷锋和焦裕禄。” 张子伟回忆起1998年金融风暴时香港政府抗击以索罗斯为首的海外游资的例子。虽然当时这些海外大鳄对香港股市汇市造成了相当大冲击，但另一方面也促使香港金管局痛下决心，在一个月内出台很多措施，对金融体系制度中一些几十年都没存在的破绽进行大手术，从而赢得了这一场牵涉数以千亿元计的官鳄大战的决定性胜利。 他说，索罗斯们在世界范围的兴风作浪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美国也多次受到管理部门的警告，2000年12月，巴黎地方法院准备控告他牵涉了12年前的一桩内幕交易。东南亚国家更是对其恨之入骨，不断寻找他违法违规的证据以便把他绳之以法。但他们也承认：“正是因为有索罗斯这种庞然大物的存在,不断地趋利避害,不断骚扰市场,不断的投机,才不断地激发监管者和投资人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使市场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不断完善。” 加拿大加鹏金融顾问公司驻北京的业务代表邢虎田在1992年担任交易员时，曾看到过索罗斯阻击英镑的著名一役。他说，像索罗斯这样的超级炒家很多，但很多都因为触犯法规或者过分用强而被市场淘汰，索罗斯纵横几十年还得以站稳脚跟，确实是因为他在操作上比较小心，尽量打擦边球，没有特别明显的违法行为。 对中国目前的机构投资者，他认为很难有机会有索罗斯的成绩。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银根比较紧缺，融资融券都不容易的市场里，即使是索罗斯本人亲自来也很难有作为。中国中小散户太多，对舆论影响力很大，很难容得下既要赚钱还要说自己很成功的索罗斯这一类机构。一个联名上告就会使管理部门严厉查处，估计索罗斯就很难招架。” 刘纪鹏则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索罗斯这样的大资金来活跃市场制造机会,但中国现在出不来索罗斯,不是玩资本游戏的水平比不上,也不是融资和操作水平不如索罗斯,关键在于所有制不同。”他提到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悖论：投资者都希望壮大自己,获得更大的市场主动权和影响力。但往往一旦他们达到或者接近这些目的之后,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私有产权制度不完备,各种体制限制投资人真正公开。传统观念上，人们总认为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赚的都是“不义之财”,这种“不义之财”经常容易陷入触犯各类法规的危险境地。刘纪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已经进入个人腰包的“不义之财”也不可能再捐献出来，导致的结果是不少人选择了偷偷汇到国外或是财产的分散转移,这种隐藏和国民资本的外流,对中国经济很不利。 在股市上，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庄家把自己的钱分为数以千计的账户，在实际上加大了监管难度。产权制度的更新改革是中国出现索罗斯的前提,而私有产权怎样受到保护是中国出现索罗斯的关键问题。市场上不想要索罗斯,但新兴的资本市场又有大量空挡,它必须要索罗斯这一类的人来完善。如果目前不存在这个基础,只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索罗斯。 让庄家浮出水面 刘纪鹏认为，具中国特色的索罗斯就是做市商制度，消灭庄家等于消灭资本市场的活力。庄家有明暗、长短、善恶之分,这样的说法可能不准确，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变暗庄为明庄、短庄为长庄、恶庄为善庄,与其让庄家沉入水底,不如让他浮出水面,知道庄在哪里。这样有利于政府有效的监管,维护市场有效的流动性,维护市场正常的秩序。他说：“中国既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我们就必须坚信‘中小投资人、庄家和上市公司’三赢的局面是可以实现的这一目标，为规范庄家，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制定一个‘庄家行为规范’，使那些暗盘基金、暗盘公司明朗化,承认庄家的地位,不让庄家再东躲西藏,这样就会减少整个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的韦中博士则怀疑现在的庄家是否愿意现身。他说：“讲穿了,做市商制度就是合理和公开的做庄制。成为做市商要有一定条件。做市商的好处首先是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尤其是股本较小的上市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其次是以做庄换取股票价格不至于异常崩溃。最重要的是，做市商制度导致行业自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证券监管机构的外部约束。但做市商制度不能避免炒作,不过这种炒作因为有多个彼此间因竞争和法律而不能勾结的做市商们,所以股价容易出现慢牛走势。”他认为，在没有受到生存危机的压力之下，很多庄家还是会选择隐藏起来。 “只要看一看Microsoft公司到1997年底的时候，有43个做市商和2281个机构投资者这个数字，就可以想象这个市场对微软股票的支撑力是何其强大，而盖茨实际上只不过是和这批庞大的投资者在共同角逐一场金融博弈。”赵晓介绍，纳斯达克是世界公认的高流动性市场，这主要得益于纳斯达克独特的交易制度设计──做市商(MarketMaker)制度。 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做市商”为其报价，规模较大的往往达到40～45家，平均有12家。独特的资金承诺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新股的上市和上市后股价稳定，所谓资金承诺制度指的是股票的承销商，也就是做市商不仅是承诺销售股票，而且要拿出相应的资金购买所承销的股票。为确保交投活跃，做市商除承担资金应付买卖之外，还要提供交易股票的研究报告、寻找投资者和提供建议等。目前在纳斯达克从事做市商的包括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证券公司。因此，监管的目光不仅来自于政府，还来自于市场的四面八方，任何的违规行为的成本都变得非常高昂，因此也得到了尽可能的抑制。 无独有偶，张子伟介绍海外的监管经验里面，也提到除政府监管之外，还有一类非常主要的力量是行业组织以及中介机构。 “就以前后历时13年著名的佳宁案来说，出身神秘的富商陈松青组建的佳宁集团一度在香港股市上大红大紫，后来被控讹骗佳宁股东、裕民财务及多项贪污控罪，官司打了13年还是没有直接证据告倒他，最后得以无罪释放。表面上他是躲过了一劫，但他的帝国早就灰飞烟灭，他当时的合作者们虽然很多没有被告上法庭，可在股市里早被行家们一致抵制，已经没办法再呆在这个圈子了。”他说成熟市场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券商或者一家律师行替客户做了虚假资料，一旦被揭发，从此就身败名裂，几乎无法翻身，这种市场的自发调整力量远比政府管制有威慑力。 刘鸿儒在回顾他的首任证监会经验的时候提到过，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多层监管体系的设计，这个体系的第一层是社会监管体系，主要指的是中介机构发挥的作用，包括注册会计师、律师等。他们要对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等进行审核、签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层是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营机构组织的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监管体系。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主要对扰乱股票市场、妨碍稳定和健康运作等来自从业机构内部的因素进行监管；第三层就是准政府性质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在看来，几年过去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邢虎田对于索罗斯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翻云覆雨印象太深，他说：“现在抓紧时间完善制度不仅是为了管理好中国现在的准索罗斯或者伪索罗斯，还包括预备有一天真正的索罗斯们的进攻。任何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善良的愿望都没有用，这一点东南亚的教训太深了。所以我赞成及早引入一切成熟市场的游戏规则。” 没有什么是容易的 周小川的报告提到，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许多不尽规范和成熟之处，例如：上市公司质量以及各类中介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二级市场违规问题较多；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不够；这些问题需要在推进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证券市场十年积累下来,市值超过4.8万亿元人民币，股票市值相当于当年GDP的57%。2000年在全球主要证券市场波动较大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得以筹资超过千亿元，上缴证券交易印花税485.9亿元，已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证券市场的规范导火索来自于基金黑幕和中科创业等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其实是内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经过这次调整后，市场操作的格局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一份在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公布的咨询报告这么说：“从这次规范市场之后，尽管并不能说庄股时代将要结束，但至少可以说庄股时代将逐步走向衰落， 但是代之而起的还会是一群集中投资的战略投资者。今后战略投资者将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研究，并引导企业的发展，但是并不能直接操作上市公司的具体经营和战略发展。战略投资者可联合进行投资，但未必具有战略同盟，各家投资者根据对企业的不同看法进行买进抛出。另外后期市场操作肯定将出现一种新的变化。特别那些集中投资的战略投资者的财务状况、资金来源都将更加稳健一些才能应付一些突发的变化。” 不管怎么样的争论、表态、忠告、质问和建议，随着加入WTO的时间表越来越近，各式各样的索罗斯正逐步走近中国，只有发展和规范同行并举，才可能使中国证券市场继续走下去。 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尤其是在资本市场。这是索罗斯总结他投资经验的一句感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更多精彩文章请看三联生活周刊第5期 文学艺术、留学移民、求职应聘、英语学习，尽在新浪网文化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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