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的裸和不裸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情人》里的情人因为爱慕而让她裸身呈现，文革时的两派出于羞辱的目的干同样的事，身体的本质和价值如此充满歧义，以至于与身体相关的所有面貌都被诠释得读不胜读。

　　对身体的好奇在成人和儿童那里表现得同样强烈，如果你有机会观察一个儿童在探询身体时的态度，会深受感染：小蛋是一个5岁儿童，他拉完屎后，把头深深地弯下去，尽力看到自己的屁股，然后评价说：屁股是枪，它射出的子弹就是我的屎。

　　对别人的身体的理解也大致如此，3岁的壮壮问母亲，为什么她没有奶水了，胸前还是那么鼓。在这里，儿童把身体作为一个自然消费领域分析和使用，而成人则把身体作为文化领域来观察和阅读，但他们比之儿童很不方便的是他们更多的机会是观察和阅读对身体的记录。80年代，上半截马列主义下半截藏资本主义的人不少，有近水楼台的编辑会在抽屉里收藏大量的人体艺术书籍，并以此炫耀于人。

　　身体被引入文化的轨道，其深暗的程度就会没完没了地加深，可文化一旦被发明就不会被忘记，无论你怎么去修改，也逃不出文化的掌心。在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中，身体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它的所有形态都讲述着他的社会身份，在此思路下身体具有了政治性，劳动阶级和有闲阶层就有了不同的身体标识和审美倾向。所谓红脸胖身美，还是白脸弱身美。福柯的路数就会把身体说成是分类知识和权力的产物。

　　社会学家们也爱把身体看成是一系列生理潜能，通过训练，被社会化地实现，比如走路的姿势。社会群体和生活方式产生的不同的走路方式，训练成为法国宫廷里侍者和纳粹军人的步伐有明显的区别。身体在这样的文化解释中，不但是种种能力也是社会秩序的载体。西蒙-波伏娃差不多也是这样理解女性如何被塑造为第二性的。

　　以历史为名、以艺术为名的人文运作，以政治为名、以科学为名的社会运作，让身体难以承受其重，但是在对身体的广泛兴趣中，无论被文化赋予了多少含义，性别差异的生物性是实打实地被镶嵌在其他文化程序中，因为它负载了一部性关系史。面对身体，人们很难不受到与生物倾向一致的形象诱惑。

　　艺术品中的身体虽被赋予了隐喻的特点，但在日本著名的人体摄影家荒木经惟看来：“假如艺术和色情有分别的话，那么艺术缺乏了色情就减弱感染力。所以我的作品里一定会有色情，充满淫欲。”在强烈的观看下，身体被各种欲望肢解，在视线的干扰下身体成了自己的异物，社会学家奥尼尔分出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惟独找不到中性的状态传达一般的身体信息。

　　所以解构观念，女权主义，同性恋文学带动了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身体态度。在这种态度中，身体也可以被当成一个有争议的可改变的文本。同时，在席卷全球的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中，身体形象有了更突出地位并无所不在，窥视的机会随时可寻，关于异性的知识在科普读物中有详尽解说。被欲望纠缠不休的身体，在被当作自己的消费对象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视的目光。

　　当然这又可以说是文化的后果，只是把身体当作消费对象大有给身体解围的意思。管理身体的目的第一次有了自足性，至少在话语层面上。身体从来是人类严加管理的对象：有巫术效力的文身、标识地位显示性属的衣饰、取悦异性的束身。而作为消费对象的身体，其首要面貌是健康年轻，它意味着一个正常运转的自然领域，对身体的管理也从经济、政治、伦理转而托付给了健身房、美容院、网球场、游泳馆，像儿童一样管理和观察身体的状况，只不过对身体的使用项目多一些。

　　怎样使用和管理身体只是选择的问题，你如果愿意来一次裸奔，除了警察会管你，不会再有一群诠释尾随其后。如果你有一副舒展的骨架、匀称的肌肉、弹性的步态，大家会羡慕你的好身体，但仅此而已。(记者 舒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