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名胜：经营权的卖与买

　　(导语)

　　一条新闻。4月13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晋宏逵司长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三星堆的经营权出让是个“假东西”，只是为炒作才列入十大景区之列。

　　其实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四川十大景区出让风波自2月21日掀起，至今已持续了近两个月，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企业开发景点之间是否矛盾，仍是各方争执不休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堪称中国旅游企业旗舰的华侨城集团，在买家的名单中。

　　一件旧闻。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水洗三孔”一事有了结论性说法。晋宏逵司长说，山东省政府已经发了文，确认“三孔确实遭到水洗”。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买”下曲阜的也是华侨城集团——华侨城是“曲阜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占50%的投资股份，公司被授权拥有孔庙、孔府、孔林、孔子故宅、颜庙、周公庙等九大景区的专营权。

　　当然，除华侨城外，海内外很多企业都对购买四川景区经营权十分踊跃，但他们的身影都被“巨大”的华侨城挡住了。

　　作为企业，华侨城利润冲动非常明确。对于企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文物部门以及林业部门反问：谁有权处置如文物与景区这样的社会资产？旅游的商业化在这里遭遇了社会资源与公众利益，这种冲突单单只从利润的角度看，可能不够全面。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一拍即合的“风景名胜买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侨城正扮演着购物者的形象。任克雷，华侨城集团公司CEO兼总裁，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新选择。

　　北京大学毕业的任克雷被评价为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先是从政，先后在辽宁省计委、国家进出口委、对外经贸部、国家经委工作；1987年起又任中国包装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美国公司总经理。今年51岁的任克雷从1993年起已在华侨城做了八年，华侨城的家电、旅游、房地产等产业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扬名立腕，但是他发现，再仅靠深圳本土发展，不行了。

　　-华侨城：没的新东西卖

　　最初的华侨城是靠卖东西起家的，当然，这也是被迫的。

　　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回忆起最初创业时说：“十几年前，深圳有二大旅游巨头，听他们的名字就大有来头——一个是深圳特区发展集团、一个是深圳旅游集团，而深圳市号称‘五湖四海’的旅游资源也完全掌握在这两大巨头手中。”

　　而那时的华侨城，还只是站在深圳湾畔荒芜之地的小角色，家徒四壁。华侨城的前身最初经营旅游业时一直是惨淡经营，比如开了一个赌场，但火了一星期就关掉了。

　　华侨城后来动了个脑筋，利用深圳的窗口地位，开始了制造产品的阶段，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刘平春总结华侨城的发展思路时说，“就是逼出来的”。他们推出的第一个产品是“锦绣中华”，有人形容这个园林式微缩景区的主题公园在1989年大门初开之际的热闹时说，“售票处犹如印钞机般财源滚滚”。接着，华侨城又用卖“锦绣中华”挣来的钱，连续制造了另三个产品，“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和“欢乐谷”。现在，华侨城发现，没东西卖了。王刚说，“从资源角度讲，在深圳开发几年就差不多了，而发展新项目的可能性也不大。”刘平春则说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再开发，没地了——华侨城的地只有4.8平方公里。

　　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是相关各方都看好的，任克雷也不例外。

　　华侨城集团办公楼前的十一面旗贴中，除国旗外，另十面是华侨城集团下属公司资产超过3亿元的公司旗帜，包括“华控”(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世界之窗”、“锦绣中华”等。“华控”办公室副主任周志辉说，达不到3亿元这个限度，是没有资格挂旗的。

　　“华控”如今已经跻身于深圳旅游三巨头之一，另外两巨头仍是十多年前的老对手，只不过，“华控”已今非昔比，仅净资产就已经达到十个亿。

　　尽管如此，任克雷对这种卖“自制品”的前景非常担心。刘平春归纳说，他们的景区地域范围窄，市场半径也只集中在华南与华东，很受局限；开发方式也单一，主要是人文的主题公园，中国旅游市场占有率太低。

　　守着家底过日子总不是长远之计。“华控”投资总监张人天用了四个字形容他心中的华侨城旅游思路：大气蓬勃。任克雷认为，华侨城需要加速与我国稀缺的、不可替代的优秀旅游资源结合。而结合的方式是合资、独资或与政府合作。

　　“三孔”应该就是他们出资三千万人民币现金实现的第一个结合。

　　刘平春的愿望是：二三年后，“三孔”、乐山大佛、蓬莱仙境、黄果树瀑布、三峡大坝等名胜古迹中，华侨城都能占有一定份额，并形成一个特定的旅游热线——华侨城的旅游线路。也就是说，最初两手空空时，他们只能仿造那些稀缺的旅游资源，卖仿制品；如今，他们先去“买下”真的宝贝，再卖“真迹”挣钱。

　　-地方政府：只求多快好省

　　当华侨城列好清单，装好银两出发后，受到了各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地方政府处境并不十分好过，一方面要开发旅游，一方面又囊中羞涩。

　　旅游对目的地而言，是消费资金的流入。消费资金流入是投资资金流入前提和基础，这二者结合就是“乘数——加速数”效应。地方政府知道，这才是旅游对总体经济的联带作用。

　　但是目前这种联带作用总是不尽人意，

　　原本一个景区收一元钱，会给城市旅游联带消费带来七元钱的效益，但现在这个钱往往拿不到。一个原因是由于交通愈来愈发达，游客停留的时间愈来愈短，这是世界的普遍问题；另一个原因属于中国特色的，说是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很多东西计划经济的影子浓重。

　　周志辉理解政府在出让经营权一事的态度时说，政府是想理顺一种管理体制。

　　于是一方出钱，一方出物，双方一拍即合。一次买卖既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又让双方获得了更好的前景，皆大欢喜。

　　所以在风景名胜经营权买卖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扮演特别活跃的角色。

　　比如“三孔”所在地的曲阜市政府就是一例。早在今年一月初，他们就正式开始了与华侨城联合开发孔子旅游产业。而王刚则说，山东方面去年五月就主动来邀请华侨城，就合作一事双方商谈多次，先后用了长达半年的时间，王刚说，他们到华侨城四处看了之后，“(合作的)态度非常坚定”。

　　对地方政府的主动，华侨城感触很深。王刚随口列举了几个有合作意向的地区：云南、四川、陕西、新疆、重庆等等。刘平春也谈到，和曲阜同时，全国共有五个项目可以选择，比如说乐山大佛。

　　而四川省的举动则规模更大，影响更强，九寨沟、三星堆遗址、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剑门蜀道等闻名中外的景区被“捆绑式”出让经营权，此外，峨边黑竹沟风景名胜区、彭祖长寿城、若尔盖黄河九曲第一湾旅游区等也被推出，作为对外合作开发经营的景区。这些据说还仅仅只是开端，四川方面表示，还将陆续推出一百余个景区，出让其经营权。

　　四川省因此成为全国各地争相学习的楷模。

　　但这种活跃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张广瑞主任讲了一个特别让他困惑的现象：山西宁武县的一个副县长告诉他，县长让他今年赶快做出一个出让景区经营权的东西，因为别的地方都在“租出去或卖出去”，宁武县的官员们生怕误了好时机。张广瑞担心的是，现在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又成了一种风，而且，已经刮到了县级城市。

　　中国旅游未来学会副理事长李明德的第一感觉是，这种出让不应该这样不认真研究，不分级别，没有价值对比就一股脑走一条路子。他叹息说，其实从企业的经营行为来讲，有资金有实力就可以去承包，但是总不能没有个制约，“说穿了，中国的立法太慢，迟极了。”(记者金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