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新世纪中国NO一代 长不大的年轻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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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08/16 08:13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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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工作、不存钱、不想结婚也不要孩子--即使有孩子，也是由上一代抚养。这是一群长不大的年轻人。 似成年非成年 “你也是‘奔三'的人了”，王凯文的一个朋友建议他考虑存钱买房然后找个人结婚，
然而，这个网络公司的程序员回答说：“年年二十五。” 这句玩笑话受到了一轮奚落。但他的朋友意识到，再说这个话题就会显得不礼貌。王凯文生于1979年。事实上，他在上海的朋友大多都忙于“存钱、买房、找人结婚”这三件事情。然而，这并不是他本人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非常熟练的程序员，他的从业资历足以保证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但他频繁更换工作，而且，工作的时间和赋闲在家的时间几乎同样多。放弃积蓄的美德是自由生活的代价。 他的朋友佟令年龄稍长，在张江一家电子数据库企业工作，2000年来到上海，已经在锦江乐园附近买下了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然而，到现在这间房子还没有装修，地上仍然铺着刚入住时临时铺就的塑料布。佟在卧室的一侧摆放电脑和电视机，其他地方则塞满了色彩明亮的玩具和游戏包装盒。 “为什么不去工作呢？找不到6000块的工作，3000块也可以啊”，佟令曾经抱怨过王凯文，但也是到此为止。5年来，他自己维持着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单调生活。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在线PS游戏和香港电视剧上。他和在上海的中学同学保持着良好关系，而这个小圈子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包括避免观念形态上的交流，也不过问彼此的经济状况(虽然偶尔也会有数额不大的借贷发生)。 对他们来说，经济独立至关重要。在上海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并且成了另外一些年轻人的榜样。 从国际旅游学校毕业后，由于父母的反对，家在上海卢湾区的黄小姐放弃了自己第一份餐饮业的工作，由于工资原因又主动放弃了第二份工作。今年她已经25岁，她的父母在她这个年龄，已经成家了。然而她现在不得不呆在家里，间或打打零工。大多数时候她像毕业前那样，靠父母生活。 “我只是想做我喜欢的工作，我对收入的要求不高，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多等一段时间再工作的。”过了一会，她又矛盾地说，“我觉得工作代表我有一份正式的收入，能够独立生活不再依赖父母。” 按照年龄计算，他们都是“成年人”了。然而，这些“成年人”却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工作了又不存钱，还不想结婚。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年年二十五”。 今天的社会学家面临着语言的尴尬，不知如何描述这样年轻人的生活，也不知道应该给他们的父母什么样的建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说，学者们苦于找不到好的定量方法研究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游离在传统“成年人”标准边缘的年轻人。 15年前，王凯文和佟令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在今天的上海却随处可见。“成年人”这个含义明确的词汇在汉语里指“达到完全发育尤其是在身材、体力或智力方面的人”，社会学则认为“成年”是对经济独立、家庭生活和社会责任等的角色的认定，然而，不管是王凯文还是黄小姐，他们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所谓“成年”的界定。 有人借用了“kidult”这个概念：“kidult”是“小孩”(kid)和“成人”(adult)的复合，英文指称那些生理和年龄都已迈入传统“成人”阶段，却有着孩子气的爱好或是生活状态的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此专门生造了一个词汇：“twixter”，认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现今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生阶段，这个阶段处于18到25岁之间，在30年前年轻人会在这段时间里购买了自己第一套房子，组织了家庭，当了父母。现在，时代变了，这段时间成了一段人生责任的真空。这段责任真空中的年轻人，频繁地更换他们的公寓，不结婚，也没有孩子。一位社会学家赞美说：“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享受责任真空状态的快乐，寻找心灵的寄托，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对他们的评价并不总是这样乐观，有一些学者担心，twixter没有长大成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成年的能力。责任的真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们逃避了本应承担的一切。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出现在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的课堂上。一位加拿大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繁体的中文字“孩子气化”后说，“孩子气化”是指成年人表现出的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式样。他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后来的台湾都看到这个现象，他兴致勃勃地举例说，在上海他也有类似发现。这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兴趣和讨论。 曾在日本留学的陈映芳目睹了日本社会忧心忡忡的青少年问题。曾几何时，这个国家的国民给人的感觉是一群严肃的工作狂。然而，陈映芳说，到今天，“孩子气的日本人”已经成了描述日本人的一个固定套路。在日本流行文化风行不衰的上海，她用日本学者形容日本人的词“娇宠”来描述如今同样出现在上海年轻人那种似成年非成年的状态： “他们将要告别孩童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多少将带着娇宠的特征”，陈映芳说，“这个特征已成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种印记。” 逃离第二产业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也认为，在日本出现的年轻人“拒绝成年”现象，正在中国重演，而上海是这一切最有代表性的缩影：“在产业社会，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忍受奋斗过程的枯燥和无聊。然而，进入消费社会后，这种枯燥和无聊变得再也难以忍受：如果工作过程本身不能带来乐趣，像制造业，就再也无法引起青年人的兴趣。” 这个说法至少能够得到部分确定的验证。上海卢湾区的青少年社工认为，稳定的职业是解决社区青年问题最稳妥的方法。他们并不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岗位来安排这些年轻人，然而，说服那些赋闲在家的青年人去工作却异常困难。社工点“小秦工作室”的负责人秦天栋最近组织了一批待业在家的青年去西门子的一条流水线实习，但他十分担心最后没人留下来。 “这份工作的工资还是不错的。但大多数人嫌这种工作枯燥，比较累。”秦天栋说，他推荐的制造业的岗位经常遭到拒绝。待业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都认为这样的工作太辛苦，而且不够时髦。即使是服务业，表示愿意去超市工作的年轻人也少之又少，因为那里的员工大多数是他们父母的同时代人，所谓“4050”群体。而星巴克不多的岗位却供不应求。但秦天栋说，后者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很难录用这些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因此，在他们那些16岁到25岁、待业在家的工作对象中，大多数人仍然日复一日，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有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工资收入，靠低保生活。 他们的工作对象之一，父母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1900元的胡小姐，已经接二连三更换了几份工作。她认为，自己炒掉的要么是“没有前途”的工作，要么是不投胃口的老板。现在她想到业余大学里进修，同时找一份工作作为兼职。 “父母不希望我读书，希望我一有工作就去做”，但胡小姐认为他们的观念太保守，“我就是想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做，最好是要那种比较吃香、稳定的，可以让我干到退休的那种。” 一名社工介绍说，胡小姐喜欢唱歌，而且唱得不错。她笑了：“我想当明星。这算不算是理想啊？” 对有些研究者来说，这些年轻人是一种“单身寄生虫”。他们既不能自立，也不想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却依靠父母生活。“小秦工作室”所在的社区里，不乏18岁从中专毕业就一直“待业”到25岁的案例。然而，这样的生活态度和职业观念，却并非第一次出现。东京迪斯尼乐园里的清洁工曾创造出边跳舞边扫垃圾的工作方式。在日本因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青年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时候，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却是迪斯尼乐园的清洁工、大楼里的“环保小姐”(保洁人员)、商场服装导购这些昔日被人看作没有前途的职位。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在他的名著《“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中以此来说明，当一个社会从产业社会进入消费社会，物质富足已经满足了从前工作的目的：房子、汽车和家电，年轻一代就不再能够忍受产业社会中规中矩的枯燥程序，转而需要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乐趣：时尚感以及表演情调。 他把青年人的这种倾向表述为“即时满足”：从工作的手段中就要得到快乐，而不是通过“忍耐”手段的无聊达到物质目的。 在上海，大商场里拎着化妆箱包，化着浓妆的高档化妆品推销小姐，能够获得一些寻找工作机会的女孩子微妙的欣羡。越来越多的服装、饮食和百货营业场所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确实也像千石保描绘的那样，在音乐的节拍下一边高声招呼客人，一边扭动身体，一派消费社会“即时满足”的景观。 他们和千石保描述的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共通之处。“年轻的失业者不像是真正的失业者，倒像是休闲期间的自由职业者”，千石保说，“一副混碗饭吃的工作还不是遍地都有的样子”。 不同的是，日本进入消费社会时首先被拒绝的“公司职员”，对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上海卢湾区待业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希望未来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坐办公室，能上网，工资至少每月1500元。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那些永远播放热闹音乐的工作场所打过或长或短的零工。所得勉强或根本不能维持开支。这或许根本性地揭示出了今日中国和20年前的日本经济的不同：虽然同样是有着浅薄时尚风格的职位，上海提供的收入还不能满足年轻人对职业的“体面”期待。 中日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别，从另一个侧面能够解释为什么上海这样大城市出生的年轻人比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更难“成年”。实际上，第二产业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这些岗位现在主要由外地的青年填充。7月29日央视播出的一档节目说，大量来自湖南等地的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暑期在东莞的玩具工厂里夜以继日地制造外销玩具。这些大多在16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在昏沉的睡意中用锋利的小刀从事加工，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报酬，收工后还必须在宿舍里完成暑假作业。 这是大城市里的青年很难想象的情景，从而印证了陈映芳的一个判断：中国“拒绝成年”的城市青年和童工问题同时存在，是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城乡分割的中国社会的特性。上海本地出生的青年最有可能存在“成年障碍”。如果是一个外地年轻人，除非像佟令那样从事新兴的技术行业，否则，“成年障碍”会使他们被竞争淘洗出城市。经过竞争留在传统行业中的外地青年，必然更倾向于主流的生活和价值形态而如期“成年”。 三十不立？ 然而，大学没有毕业的佟令虽然逃脱在工厂流水线和服装店营业员这样的职业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但经济独立甚至收入可观也并没有让佟令的父母觉得他长大成人，他在家乡的同学大多已经结婚成家，他在上海的小圈子却都一直维持着单身生活。而且和王凯文一样，佟令显然也并不将此放在心上。 刘翔，这个33岁的乐器行老板曾经是一家工作异常清闲的外贸公司的职员，在那里从事着千石保所言的那种“产业社会的无聊”职业--这或许是他后来为一份教弹吉他的兼职辞职的原因。然而，乐队和酒吧驻唱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感到“消费社会”的“即时满足”，而是让他感到迷茫和没有保障的害怕。现在他的事业小有成就，但另有烦恼：父母从不对他的状态表示支持--他们更希望他能够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工作稳定，结婚生子，这常常弄得家里争执不休。 婚姻年限的推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上海团市委最近一次青年调查显示，上海的男性打算结婚的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女性在27岁左右。调查分析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与父辈们相比具有显然的晚婚倾向，且男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同时，“两性关系已经不能作为‘成年'的标准之一”，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说，“从两性关系判断他们是否‘成年'已经行不通了。现在的年轻人，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接受传统的婚姻关系。” 晚婚的选择似乎与他们对婚姻的某种潜在的悲观有关。20.5%的年轻人选择同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说法，一半以上受调查者反对“爱情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理想主义说辞，还有38.8%总体上对婚外恋持默认宽容的态度。现实生活的磨合加剧了对于爱情的考验，或者说，这种考验降低了传统社会中婚姻“神圣”意味，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未婚同居现象的普遍出现。上海的调查中，34.8%的年轻人表示赞 同“婚前性行为会有助于适应未来的婚姻生活”。日渐普遍的未婚同居进一步模糊了婚姻和非婚两性关系的界限。 “没有区别。”经历过长期婚前同居，很多人这样评价结婚前后的区别。对那些经历了同居的年轻人来说，婚姻前后的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他们将决定是否或什么时候迎接下一代的诞生。 晚婚必然带来晚育。计划要孩子的平均年龄在上海是29.7岁，约60%的人认为理想的孩子数量为1个。经济压力太大67.1%成为影响年轻人不愿意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牵扯精力”、“影响工作”、“经济能力有限”以及“影响两人世界”等等原因，使生孩子变得越来越令人畏惧。刚刚结婚的王萍和郑毅正努力偿还买房的贷款。他们还憧憬一起出国攻读研究生，回国后重觅高薪职位。他们达成了至少5年内不考虑生育的默契。“我们自己几乎还是孩子呢，完全不能想象怎么去为人父母。”27岁的王萍笑着说。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父母的'枷锁'，他们负责我们的成长、教育、就业，一直操心到结婚为止。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负不起这种责任”，郑毅认为，自己和妻子有更激烈的竞争，也有更多选择和更精彩的生活。 “丁克家庭”几乎是和未婚同居现象同时大量增加的，但前者需要更大的勇气。上海出现了丁克家庭组成的″丁克俱乐部″。很难说这是希望分享两人世界以外的精彩，还是寻找相同价值观念的支撑。他们行事低调，记者的采访遭到了拒绝。 在婚恋这片总体看来禁忌日渐消退的领域，却以近乎滑稽的形式上演着另一种“成年”的悖论。那些拥有“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的年轻人，两性交往能力和时间都在萎缩。他们的父母出于对他们不能“适龄”成婚的焦虑，放弃了“不干涉子女婚姻”的开明父母的形象，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替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媒体上不断出现“代子相亲”的报道。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甚至形成了集贸市场一样的“代子相亲”的场所。父母们将子女的情况做成卡片，彼此交流，有条件相当的人选就交换联系方式，以供子女日后决定是否继续交往。这似乎是现代生活的压力造成“成年”障碍的例证，但更像是证明了美国学者们的忧虑：有时候，处于“责任的真空”状态的年轻人与其说是“拒绝成年”，不如说他们丧失了“成年的能力”。 “孩子气”的父母 很多家有“成年”子女的上海父母对近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烦恼程度，甚至超出了对青春期子女的担心。一位心情糟糕的家长向杨雄咨询说，孩子把女朋友带回家同住，举止亲昵，这让他十分苦恼。 “还没有结婚就这样？太过分了。”这位父亲诉苦说。然而奇怪的是，这位家长并没有严辞禁止自己的孩子。这似乎才是时代发生变化的真正征兆。千石保就曾激烈批评过日本的父母与子女的交往方式：“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屋子里，有自己专用的电视、电话，开辟出只属于自己一人的空间”，有的家长发现女孩子出现了“援助交际”和出售自己的内衣的荒唐行为，竟因为不愿与孩子发生冲突而佯装不知。在一次日本、德国和美国共同进行的青少年调查中，64.6%的日本父亲对孩子没有命令和管束，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比例高达81.7%和86.4%。千石保认为这使得日本家长的权威扫地，而且整个社会丧失了“必须如何如何”的绝对价值，从而使得日本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社会价值毁于一旦。年轻人不再像从前那样，顺理成章地承担“成年”社会的责任。 而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这种两代之间的怪异关系早已因为“独生子女一代”出现了苗头。当这一代人成长进入职业状态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状况。清华大学博士生吕鹏新近完成的一份题为“他们不再是孩子了”的社会学报告中，一位母亲说到她在工作上屡屡失败的孩子说：“这孩子不太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从小什么都没让他做过。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 这种抱怨其实在20年内都屡见不鲜。但当已经进入所谓“成年年龄”的年轻人职业失败后，生活上仍完全依靠退休的父母时，才开始引起恐慌。从前认为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将无一例外面对所谓“421”的家庭结构，即两个年轻夫妻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同时还需要养育至少一个子女。但吕鹏认为，现在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三种情况：(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啃老”；(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同时和父母分居；(3)进入结婚年龄甚至晚婚年龄的青年会同居，但不会选择婚姻和子女。即使独生子女一代进入了婚姻，迎来了下一代。同样身为父母，独生子女一代和他们的父母相比，明显出现了观念形态和行为模式的变化。2004年，上海市社科院进行的“独生父母”的调查分析显示，独生父母的家庭结构以三代同堂为主，隔代抚养非常普遍，近一半的独生父母家庭的儿童是由祖辈照管。在“四二一”的独生父母扩大家庭中，权力最大的并不是年龄最大的家长，而是年龄最小的第二代独生子女。 这些“孩子气的父母”的问题，看来还有传递到下一代的趋势。那些还没有当父母的“孩子气”的年轻人呢？他们的问题现在就亟待解决，却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撰稿／汪伟（记者）陈冰（记者）(施佳、胡乐野对此文也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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