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角色规范和意义结构崩溃了。

　　年轻人发生了分化。

　　撰稿／汪伟(记者)

　　年轻人在分化

　　出生于1978年秦天栋是卢湾区一个社工点的负责人，同事的年龄大多比他还小。作为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的青少年社工，他们的职责是把处在社会边缘的社区青少年重新带回正常社会中来。他们通过电话和上门走访的形式，为那些16到25岁之间的社区青少年提供心理、生活和就业方面的服务。

　　秦天栋和他为数不多的同事服务的对象是惊人的1000多人，其中800人左右闲散在家或通过打零工度日。这些处于无业、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绝大多数学历不高，毕业后与处境同样不好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上午九点多，我们上门走访，有时候工作对象的父母、工作对象和他的女朋友都没有起床。”一个年轻的社工说他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事，“他们也不要吃好，吃饱就行，在网吧上网，通宵只要7块钱，生活成本不高。”

　　这种工作需要难得的耐心。脱离主流社会体系的年轻人问题，让全世界都市社会都头疼不已。但社会学家可能对年轻的社工本人和他们的工作方式同样感兴趣。社工在工作中扮演了倾听、劝导和抚慰的角色。但实际上，被劝导和抚慰的对象很多与其年龄相仿，因此，这样的情景并非过去常见的同龄朋友之间互相倾诉心声--对社会学家来说，这些年龄接近的年轻人，触目地处在某种社会功能的两端上：一端是成熟、有经验、代表着“成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另一端却显得幼稚、缺乏自控、远离了“成年社会”的价值标准。后者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看来，可能是中国大城市“成年”社会价值观发生划时代逆转的前兆。

　　过度角色化

　　这种逆转看来的确有迹可循。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所谓“青年”的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模糊不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说，百年来，中国社会历来对“青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如果“青年”不愿意承担这种期待，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回报就可能特别多。1949年，中国社会认为50年来年轻人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这一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青年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的口号，是中国对那些实现了社会期待的“青年”所给予的最高政治回报。然而，陈映芳认为，作为一个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向社会索要的权利和欲求，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满足。

　　“当初'五四青年'获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时，社会认可的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青年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职责，年轻人自己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权利和需要，像恋爱自由，社会从来没有好好地加以认可。”陈映芳说，而此后，“五四青年”一路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再到1949年的“革命青年”，中国“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称呼中对青年的单向度角色期待却一直不变。

　　在这种单向度的角色期待下，“青年”角色最终“过度角色化”了。“'过度角色化'是指青年扮演社会所期待的角色，其他方面的社会化内容受到挤压甚至被耽误。”陈映芳说。

　　她曾将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杂志里面专题讨论的主题列成一张表，发现其中实际都在讨论“什么是'革命青年'”的问题。凡是表示质疑、不解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弹，统统被作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否定甚至惩罚。

　　“文革结束后，中国近百年来的'青年'角色类别出现了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当时，'抢救这一代年轻人'成了不少人和组织的头等大事。种种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比如崇洋迷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陈映芳说，“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的，年轻人不愿承担“青年”这个角色的时候，摩擦如此剧烈，以致他们喊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

　　然而，1980年代的亲历者认为当时的气氛并非都是关于角色承担的摩擦。一位1986届的大学生回忆说，“青年”在她读书的那个时代仍然是最光彩照人，富有理想、正义感的形象，并常常感动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式的口号。她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丧失了这种热情和襟怀，令人担忧。

　　在社会学上，她的感觉可以归结为：一种“青年”的角色规范和意义结构崩溃了。

　　千石保的预言

　　千石保在《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一书中，考察过日本社会和年轻人的逆转。“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日本人的理念是追求西化、追求现代化，追赶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那时的伦理是努力、忍耐、自我牺牲等。简言之就是'认真'”，千石保说，“认真”这一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支撑着日本人二战后从“三种神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到后来的“3C”(空调、彩电、汽车)的生活追求，在30年“猛烈”(意指拼命工作)的生活态度下，忍耐了30年产业社会各种事务性工作的枯燥和无聊，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然而，1997年千石保到中国大学作报告时说，“忍耐”的价值观在日本已经土崩瓦解。“'人不该忍耐'是隐藏于日本青年内心深处的价值观。青年人不想忍耐，只想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尽可能回避眼前的困难。”当中国的听众对此表示困惑不解，千石保警告说，随着中国走向富裕，10年后青年中同样会出现“认真的崩溃”。

　　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的年轻人还只是感受到了相对意义上的富足：上海最普通的家庭，短短10年内都普及了常见的家用电器(当然，发达国家为此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时间已经证明了千石保预言准确。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从日本留学归来，一方面惊诧于中国似乎并无深深困扰日本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一方面感到学无所用的苦恼。

　　然而，她转治城市化问题数年之后突然发现，不愿成年的“成年人”在她生活的上海突然泛滥成灾，只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部分年轻一代'成年'时间越来越晚，逃避成年的责任和价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同龄人和成千上万的外地青年还带着中产生活的梦想，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目标”，陈映芳说。

　　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中产生活”，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成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怀着“中产生活梦想”的青年，仿佛在重演经济快速上升时期的日本人的价值观--“认真”、“忍耐”、“猛烈”。学者们期待这能够推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构筑起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将其视为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另外一些年轻人同时又在重演另一种价值观--“消解认真”、“不再忍耐”。那是日本社会从产业社会转型到消费社会后的价值形态。

　　看不到终点的青春期

　　1990年代“青年”价值的崩溃，首先可能是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的转向：从梁启超时代开始，百年来高度政治化的“青年”角色期待，到1990年代以后突然变成了对经济的和愉悦生活能力的期待。虽然高考主导的教育体制一度使升学变成了对青少年的角色期待--这使得199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面临着“孝子贤孙”和“革命青年”一样过度的角色化过程--但多少地，因为高校扩招和大学生就业难，这一期待现在已经略有缓解。1980年代留学生被要求出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回来报效祖国，一去不回的人因为逃离这个“青年”角色，让中国社会感到愤怒。而1990年代年轻人如果出国留学不回来，他内心不会很痛苦，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制度上的制裁或道义上的谴责。到21世纪，大量的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就抱定了回国就业的念头--但这可能和国人对"青年"的角色期待无关，而只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的一个表征。

　　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统计，日文与中文学习现在都越来越受到美国学生的欢迎，然而学习这两种语言的原因却很不同。2005年学习中文的原因或许和15年前美国人学习日文的热情差不多，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文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帮助。学习日文却是为了能看懂日本的动画片。

　　日本发生经济衰退后，人们不再认为日本的公司管理和经营模式是唯一高效的标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电器进入世界各国的日本漫画和动画片，仍保留了独一无二的吸引力。陈映芳认为，日本流行文化风行世界，和世界性的青年“孩童化”倾向有关。

　　“想撒娇，扮天真，希望你温柔一点--中国的'哈日族'们的这种表现，并不是真正心仪日本风情，而是不愿放弃他们体验中的孩童世界”。陈映芳说，“日本的青年文化中，'可爱'是服饰最基本的时尚符号，也是青春偶像的共通的特征，而这本是小孩子希望从大人那儿听到的一句赞美之词。”

　　“青年”们告别过度角色期望，拒绝从前的“青年”价值而趋向保守甚至冷淡，在亚洲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中似乎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教授克劳斯·胡勒曼说，过去的7年中，在自我确定、生活享受和创造性这些德国青年曾与他们的父母观点一致的后物质化价值，如今有所淡化并转而倾向于他们的祖父母的价值：勤奋、安全和秩序。而在日本，成人社会抱怨青年对任何事物都不反抗，毫无从前青年意气相投、高谈阔论的朝气。这些身体好、有风度、性格温顺的年轻人不要升学、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资，也不要社会地位的现象，以及常常发生的残酷刑事案件，尤其让日本社会忧心忡忡。

　　中国的青年似乎折衷了德国和日本现今的“青年价值”。过度的角色化期待1990年代开始转变后，虽然上海这样的都市里出现了价值虚化后的“青年”价值空洞，但陈映芳说，还没有完成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中国，有过早进入成年社会的童工，另一方面存在着“不愿成年”现象；同样是低学历青年，城市年轻人的择业力求时尚，外来青年正从事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第二产业，而高学历人群在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留在校园。这些发达国家在几十年里依次出现的现象，同时出现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使所谓“青年价值”、“青年角色”、“青年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年轻人发生了分化。分化的门槛就是那个工业化社会的“成年礼”--它既意味着“个人奋斗”的价值认同，使一些年轻人看到了从前没有的实现梦想的机会，它也意味着上班族刻板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成家立业”这个方面，靠拢了中国最传统的道德文化。最终，有一些年轻人决定，拒绝或者尽量延长这个“成年礼”的到来。

　　尽管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复杂而且敏感，但相关研究既缺乏注意也缺乏经费。千石保曾因为进行了日本和美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比较调查研究轰动一时，但克劳斯·胡勒曼现在抱怨，欧洲范围内的可比性调查太少。而曾与千石保合作进行中日青少年对比调查的何培忠说，苦于经费不足，他现在无力进行青少年问卷调查。不管怎么样，学者比公众更加焦急。陈映芳在马家爵事件中看到了“过度角色化”的苦果。而实际上，这个事件马上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日本一些著名的青少年罪案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