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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天:专袭击北京、上海市民为哪般? 在北京中关村一带云集着中国多所最高学府,对管辖这个地区的公安分局的张局长来说是件既光荣又非常棘手的事,弄不好就要砸自己的饭碗。大学城的敏感,绝不亚于天安门地区,中国出了多少回政治风波,哪一回不与大学联在一起?但是“张局”自部队转业到地方公安局后,由开始的片警到后来的派出所负责人,一直到现在的局座位子,什么样的案件都经过手,可这几年他遇上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好几起外地小歹徒犯罪,怎么专门袭击北京籍市民和北京籍大学生?本来他和局里的同志们,都是管治安和侦破刑事案件的执法者,有了事去破案,出了恶性事件去逮人就行。可是这一年连连出了几起案子犯罪分子很单一很明确的犯罪目的,让张局长若有所思:为什么有一串外地年轻犯罪者特别憎恨北京人? 他试图弄清这个谜。掌握犯罪动机与犯罪心理是当今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之一。 又是一起恶性事故:一位河南籍歹徒乘主人不在家,撬门启锁,窃得室内财产外,有意把不能带走的家什砸了个稀巴烂，犯罪分子明显有报复心态。这是为什么?犯罪分子肖某与户主丝毫不认识呀! 张局长带着这一早想解开的谜走进了审讯室。 问:报出你的姓名? 答:肖某某。 问:哪里人? 答:河南商丘人。 问:犯罪事实? 答:10月11日,到海淀区黄庄某居民宿舍楼入室偷窃。 问:还干过什么事? 答:在地铁抢过两个北京女孩的包。 问:为什么专门抢窃北京人? 答:…… 问:为什么? 答:不想回答。 (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继续发问) 问:你读过几年书? 答:十几年吧。 问:高中生? 答:算是。 问:什么叫算是? 答:因为高三毕业后又念了两年复读。同学们说我是“高五生”。 问:想考大学吧? 答:没错。 问:高考成绩上不去? 答:上去了,但没录取。 问:几次都是什么分? 答:第一次408分,第二次420分,第三次449分…… 问:这个分应该到录取线了吧! 答:那是你们北京,满400多分说不定可以进个“重点”了,我们河南行吗?(犯罪人情绪突然激动,两眼充满仇视。) 问:考不上就出来偷抢? 答:为了吃饭。 问:年纪轻轻,不能做点正经事? 答:正经?什么正经事?想进机关当公务员,你们北京收高中生吗?到公司人家先要看你文凭至少大专以上…… 问:那也可以自己开个小铺、做些小买卖? 答:咋非要做小买卖?我要做大事。 问:嘿,还有不小的雄心壮志!干吗要做坏事? 答:问你们北京人。 问:这跟北京人有什么关系? 答:怎么没关系?政策不都是你们北京定的嘛! 问:定政策也没有挡你们河南人的路! 答:不挡?不挡我就不会进你这儿来了。 问:怎讲? 答:要是我生在北京,用得着去偷抢?早进了很神气的大学了。不就是你们北京牛嘛,同样的成绩,你们能上大学,我们河南人就不行,我不恨你们北京人恨谁?哼,你抓我也不怕,只要出去,我还会专门犯你们北京人!我恨你们…… 张局长不再审了,心里像堵了一团棉絮,说不出什么滋味。走出审讯室时,回头又问了一句:你真的很想念大学? 肖犯:为了我读书,我爸我妈不得不把一个弟弟都给了别人…… 一直颇为“刚强不屈”的罪犯,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张局长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在门外立了很久,“双腿不知咋的有些搬不动”。他还说,在一次全国高校周边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上,上海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也跟他谈起了类似的问题,有那么一群犯罪分子,专门袭击家里有大学生的市民或者本市籍大学生。两地的办案干警们得出结论:有些外地高考“落榜生”，因现行各地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性,诱发了某种报复心理,直至走上犯罪道路。上海出过一个案子更绝,一位外籍青年连续到上海市民家作案,他什么都不偷,只是把袭击对象家里的书籍和物品全部毁坏,特别是见主人有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都撕得稀巴烂。在大学校园作案也是这样,不袭击外地学生,专袭击上海籍学生。 歹徒独特的犯罪心理，北京、上海市民当然不可能明白,市民们只明白活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先天就有一种优越感。北京是首都,不用说这儿的每一块红砖绿瓦都沾着皇家气派,就是小胡同里那些拉三轮的人说起话来,叫外地人吭哧半天也顶不过他。最让外地人羡慕的是这儿有通向“黄金屋”、联接“人上人”的多所中国著名学府。上海也牛啊!谁不知道当今“上海人”掌管中国天下事!再说上海人向来脑子灵光,风流倜傥,历来就高人一等。今朝今世,别人做不了的事,上海人就能做,且做过后全国人还得向他们学!邓小平都说了,当初在进行特区规划时没把上海划进去是个失误。 北京人和上海人让全国羡慕,但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让外地人不服气的地方，那就是高考的特殊优越性。 “北京人是皇爷,皇爷的孙儿孙女就比咱百姓儿女贵气呗。” “上海人是大爷,大爷的孙儿孙女自然也比咱娇贵三分呗。” 呸!有本事咱们放在一个起跑线上看谁能进北大进清华!80年代以来,外地人跟北京人早较上劲,而且后来证明北京人就是考不过外地人,如今在北京学生中叫怨喊屈进不了北大清华的大有人在。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上海的复旦、交大不是很牛嘛,那好,我就专考这两所名校,挤你个上海人没面子。复旦、交大多少年来招进的头几名“状元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 但是外地人很快发现,北京人、上海人无法与他们竞争“状元”，却依然能浩浩荡荡地比任何一个外省市的学子们都轻松地走进了北大、清华和复旦、交大。 这是为什么?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外地低出一大段!低出100分左右! 天哪!高考的分数,每一分对考生来说就像登山的一个高高的台阶。这100分,就是100个登天的台阶呀! 凭什么北京人、上海人会有那么多的优惠条件?什么高考是公平竞争,差100分的竞争是拉犁的马车和柏油马路上的汽车比赛,哪有公平可言!于是,外地人感到了愤怒,无比的愤怒! 全国同一张卷子,同一种制度下的考试,却获不了同一个分数线的录取标准,这不是欺人,不是排斥,又是什么? 当年恢复高考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各个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进了大学一比才知道,因为那时没有几个家庭有电视,许多百姓连报纸都看不到。而今新闻媒体特别注意百姓关心的事,一到高考像录取分数线这样的大事情,新闻媒体全都报道,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京、上海录取分数线是多少。 日奶奶的,我儿在俺老家这里考了四百几十分连个大专都够不上线,瞧你们北京上海,竟然同样的分数就能挑个大学本科上!这是什么平等?! 山东济宁的王大林在女儿高考分数下来后,晚上看了电视新闻里说的录取分数线,高兴得挨家挨户报喜,说自己的女儿今年终于可以进大学了。村上的人也挺为王大林高兴,大家都知道大林为了闺女念书,已经第三次让成绩不怎样的孩子复读,乡亲们都说大林要交好运了。可是等了好几天,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有送到大林家来。又过一二十天,仍不见喜报送来。大林便跑到城里,亲自找到女儿复读的那个学校。老师见了大林直躲,后来没办法,老师只好实话告诉他,孩子今年的高考分数比前两年是有不少进步,但还是够不上录取线。大林说够上了够上了,我在电视里听到的。老师说,你听到的那个录取分数线是北京的,不是咱山东的呀!啥,我看的是北京电视节目呀?王大林的两眼发怵,但他马上又清醒过来,说:北京更好了,那是中央的地方,北京的分数线是咋样,全国就得是咋样呀!老师怎么解释,王大林就是不听,他说他信北京的声音,信北京的政策。但北京的“声音”最终并没有录取王大林的女儿上大学。为此,王大林怀着一腔困惑,在那年其他孩子都上了大学时,他开始进京上访。可是从教育部听到的“北京声音”仍然告诉他:你的孩子的分数进不了大学,因为北京和山东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 咋北京跟山东就不一样?难道山东就不是归你们北京管的吗?咋……王大林有一百个弄不懂的问题,任凭教育部的官员怎么解释,王大林就问这两句话:咱山东是不是同你们北京一样属于中国的?咱山东孩子考的卷子是不是跟你们北京考的卷子一样?如果是,你北京的孩子可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那咱孩子就也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 王大林没有多少文化,也从没有进过北京城,但谁能说他讲的这些不是个理? 我到南京采访几位“落榜生”的家长,他们一上来就像要吃掉我似的嚷嚷起来:你们北京人跟上海人不就是凭着皇帝旁边官大权大,好事都你们占着,嫌不嫌涨肚呀?你们的孩子可以上大学考博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我们的孩子就该当工人阶级,为你们“知本阶级”垒石铺路?凭高考录取这一条不平等,我就看不起你们北京人上海人! 那天我弄得很狼狈,好在旁边有朋友介绍说,他何先生也是江苏老乡!这才使一帮心头之火未熄的南京市民缓和了许多。不过,一听我是北京的“江苏老乡”，话题就更多了。有位干部身份的家长说,我们江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向国家交的税是最多的,孩子上学同样条件下花的钱也要比北京上海的多,像南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择校风越演越烈,就是考大学竞争激烈呀,可为什么我们贡献最多、在孩子身上花的教育投资也是最多的江苏老百姓,理应我们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优于别人,但现在不仅没优于别人,反而不如别人,比北京上海的孩子差一大段。这绝对是不公平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显然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上有“皇家贵子是一套,百姓庶民又一套”。他列举了1998年高考理科第一批院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的例子,江苏是566分,比北京同档高出83分;湖北省竟然比北京高出102分!文科江苏529分,北京是458分,高出71分。这一年北京考生总分超过600分的759人,江苏考出600分以上的人数是北京的近10倍。湖北这一年满600分的达8000人。他说,再算上山东、湖南两个考生大省,如果按照分数名次来公平录取的话,像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等著名学府,将全部被这些省的考生所包揽,北京、上海的“状元”们几乎可以说无人进得了这些名校。但事实是,这一年北京、上海的考得600分以上的学生进了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省,甚至达到十几倍、几十倍。北京的考生拿600分出头的分数轻轻松松可以进北大、清华,而其它省考了620多分的孩子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只能重新进耻辱的复读班——这些考生满怀信心地在第一志愿报考了北大、清华后,等到他们的名额被北京上海考生挤走时再回头想用第二志愿进次一类的大学时,那儿的学校常常已经关闭了“第二志愿者”，所以每年在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地时常出现考了六百几十分的考生,最后连学都上不到的倒霉事。 这样的事，百姓不恨才怪。 再看一看1999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外地人对北京和上海的愤恨就更大了:北京的高考比例达到74%,全市49205名考生,“中举”的就有36595人,基本达到四个考生中有三个能上大学。上海是自己出题考试,从1999年文理考题看,难度明显低于全国卷子,所以它的高考升学率比北京还要略高出10来个百分点。可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的比例又是多少?这些考试大省的比例却一般不足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是考生多,招生指标少,而提档的分数大大高于北京、上海,故录取人数就少得多。 最近国家公布的我国21世纪教育规划中指出要在2010年,全国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5%左右的目标(现在是9%左右)。其实,北京、上海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早已超过了这个比例的几倍,远远走在了世纪发展的前头。北京、上海的超高比例,更加说明了别的省份的比例之小,那么这种差异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这种差异? 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由于中国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虽然北京三十几所国家级的大学面向全国,但北京作为首都,人口的控制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长期政策,因此那么多大学每年总是把相当高的比例名额留给了今后不用为进京人口指标烦恼的北京人。如1998年清华大学总招生为2350名,原计划在北京招生346人,后又扩招了100名,可清华在江苏、湖北等生源大省投放名额仅为120人左右,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而江苏、湖北等省的考生人数却是北京的几倍,如此一进一减,使得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其二是北京、上海这几年在初中升高中时,对生源进行了大量分流,职高、技校全面开花,真正升普通高中的只有4成。如1998年,北京的高中毕业生是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有40195人。而像湖北这一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就达1544万人,是北京的339倍，可最后录取比例却远远低于北京。 在无锡,一位教育局的官员给我算过一笔账:高考22年，由于录取分数线上出现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是,江苏全省至少在过去的22年里,每年有一万以上的考生失去了像北京、上海考生同等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一个上过大学和没有进过大学门的人,不说他们一生的命运会有多大的差异,仅仅造成家庭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计。可是我们江苏、山东等省份对国家的贡献又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江苏一直保持着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10%至15%的年增长率；无锡、苏州等地区的增长率一直高达20%以上。这些贡献是应该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同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我是一名管教育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年看到那些痛不欲生的落榜生和他们的家长的难过劲,我心里就在喊:要是他们生在上海和北京多好,那样他们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学了!如果按照北京、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我们苏、常、锡一带的高中生几乎全都可以上大学,但现在我们的孩子多数只能被拒之大学门外,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像这样高考中出现的地域不公现象,下面早已意见纷纷,但始终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什么我们弄不清,倒是有人为了掩饰这种不公,信口雌黄说什么外省市在高考判卷尺度上比北京、上海松。说句不客气的话,只有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这儿情况的人才敢说这样不负责的话。我们国家高考是全国统一卷,就像全国的司法部门执行同一法律一样,谁敢说你北京、上海的法院执法就比外省市好?这不是很荒唐的事嘛!要是京官们到下面来看一看我们这些地方的孩子们是种怎样的竞争状况,看看学生和老师的辛苦,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考生分数那么高。许多地方,一般重点中学到高二第一学期就基本结束了高三的课程,后面的时间全在为高考准备。高二以后的学生和老师,几乎不可能再有节假日可言。可在你们北京,据说临近高考时还有学生看球赛，看《还珠格格》。我说这话时,有人又会说北京、上海的孩子接受的素质教育比外地生好。不错,比起那些连校舍都解决不了,也根本没有语音室的穷山区、边远地区可能是这样,因为那里的高中生靠的就是死做题,做死题,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进行素质教育，但是像我们江苏沿海一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信你们看一看我们这儿的学校,论学校环境,论学校教学设施,哪一样不比你们北京、上海的学校差。北京四中、八中和101中学是名牌吧,可在我们这儿随便拿一个地区市级中学都可以跟他们比一比。有人说硬件不能说明问题,要看软件。好啊,我也想看看你北京、上海的老大哥学校到底软件好在什么地方?老实说,素质教育在我们中国的中学中,还没有真正产生呢!谁的升学率下去了,就免谈素质教育,只有那些升学率高的学校才有权利谈素质教育,可是你真心让那些升学率高的校长老师谈谈他的素质教育好在什么地方?谁也谈不出来。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以分数代替素质,分数好其它就全好。我们不服气高考录取上的不公平就在于此。” 这位江苏教育官员慷慨激昂地向我倒出了他久积在心头的不快。他又说:“跟你作家说这些其实没多少用,因为类似这样的话,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恶毒攻击'过,但收效甚微。可我还是想说,不说抑郁在心头难受。每年我负责招生,每年看到那些考得并不算太差的孩子上不了大学的伤心样,我难过,又为他们抱不平。” 高考录取工作上的不公平,其实在许多省份都普遍存在。我采访北京宏志班时,一位已经考上北医大的女学生就这样说:“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学习比较刻苦的,可上了大学与外地生一比,就发觉自己差远了。我们北京籍的学生平时能把课程听完、作业做完算是好的了。一到晚上就忙着看电视节目,参加活动,要不就是去约会；人家外地学生则都跑到图书室或教室里做功课,很晚才回宿舍。周末了,我们北京的学生都急着回家,外地同学却把两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成绩就是比我们好。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北京籍孩子有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成绩一般,将来也安安稳稳可以留在北京。外地生不行,他们想要留在北京,就得出类拔萃,方方面面都强才行。” 不平等始终存在。外地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即使你跨进了大学门,未来仍有不平等,这种地域上的差异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客观存在,一时难以完善。当然,更应该提醒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学子们,你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要把党和政府给予的关照化作为国家多做贡献的动力,以回报命运的恩赐。 五问天：最神圣的地方为何也最丑恶? 清康熙十年冬,在北国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市)，一个寒夜,江南名士吴兆骞(1631—1684)万万没有想到在流放18年的荒蛮之地见到了好友顾贞观,俩人抱头痛哭。当下,顾贞观对吴兆骞许下诺言:5年之内,一定帮助好友重归江南故里并恢复名誉。素有“惊才绝艳”之称的诗人吴兆骞在流放期间写了不少关外景色和怀乡的诗，并满怀爱国热情指斥沙俄侵略暴行，歌颂黑龙江流域广大军民的抗俄斗争，著有《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 吴兆骞感激之余,写下了一首充满悲愤和生死离别之感的《寄顾舍书》: 嗟乎,此札南飞,此身北,夜阑秉烛,恐还无期,惟愿尺素时通,以上把臂,唱酬万里,敢坠斯言。 顾贞观读罢,泪流满面,也挥毫写下《金缕曲》一首回赠: 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五年后的1681年,即康熙二十年,吴兆骞这位因涉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江南科场案的“要犯”，已在塞北度过了23个春秋的江南才子,终因被康熙看中其横溢的才华而释放。然而54岁的一代江南才子却因病去世于北京,未能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里。 关于吴兆骞的恶运还得从头说起。 满清入主中原后,为网罗天下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年)又重新恢复了中国历代进行的为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从此几乎年年有考。那些意图通过科场达到“一路连科”，“青云直上”和光耀祖宗、门第贴金的目的的生员们,总是相伴着各种科场腐败案。江南名士吴兆骞生不逢时,碰上了清代最为罕见的一场科举案。事出前往江西主持科举考试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刘祚远在行至陕西潼关时,有布政司人役孟经魁为生员高巍然等说情,说高等3人可以每人出两千两黄金贿买举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场上并不为鲜,但因顺治皇帝执政后,屡次严辞警告下官:倘若发现有人作案,当斩不恕。刘祚远慑于禁令,不仅不敢收受贿赂,相反将贿赂人锁拿,并奏皇帝严办。但仍有人并不像刘祚远听话,我行我素。于是怵目惊心的顺治丁酉科场案终于发生了。首发案是顺天府的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公开贪赃受贿,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可也有人花了钱却没取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皇帝气不可捺,当即下令对李振邺、张我朴等人“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市东20公里)”。在处决李、张等人的第二天,共达100多人涉案被抄家流放。此案刚出不久,又有人告发江南乡试舞弊。顺治十四年八月,丁酉年江南乡试放榜后,许多江南名士榜上有名,但在中举榜上也有一些靠贿赂官员而上榜的,于是两江士子哗然。那些落第士子们群集江南贡院门前抗议。“有人还贴出一副对联:‘孔方主试付钱神,(指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考题中有《论语》‘贫而无谄'一章)。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字,改成了‘〖FJF〗卖〖FJJ〗'字;‘院'字用纸贴去耳字旁,变成了‘完'字,于是‘贡院'就成了‘卖完'。有人借考题发挥写了一首《黄莺儿》：‘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其时,江南宁书坊中还刻了一部传奇小说《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万、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犹、钱开宗二主考。书中极力描绘了科场中行贿通贿的情状,作品一直流传到京城,闹得人人尽知。”(见《江南贡院》,周道祥著)顺治皇帝得悉江南科场丑事后,怒不可遏,当即下令:“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速拿来京,严行详审。”为了鉴别案子真假,顺治皇帝决定亲自在北京主持复试该科江南中举的考生。参加复试者每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军校持刀监视,每两名军士看守一位举人,气氛极其紧张。当时已值冬天,考场的举人们冻得浑身发抖,但也不敢吱声。瀛台复试,24人被罚停会试;14人因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有74人准许参加会试。顺治一看结果,认定江南乡试有假,于是便下令将方、钱二人立即正法,其“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外8人也受到“责板40,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处分”。顺治念处理此案的刑部也不得力,一怒之下,革去了包括刑部尚书图海在内的一批官员的职务。此案中本来并无吴兆骞什么事,但这位江南名士看不惯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别是当他走进瀛台,看到考场像刑场的感觉后,将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便当场交了白卷。这下可激怒了顺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宁古塔,且一去就是23年…… 吴兆骞的命运在封建科举考试中并非他一人,像他这样看不惯科场的真才实学者忿愤甩笔出场者大有人在。 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我国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很多人可能还未必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其实还是位封建科举考场出来的真正“秀才”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古怪的方式对应了古怪的考题”，结果稀里糊涂当上了“秀才”。第二年,在哥哥的极力要求下,到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以图弄个状元当当。心不在焉的陈独秀对在著名的南京江南贡院3天科举考试印象极深,他在日后的《实庵自传》中有详情记述:“……我背了竹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拼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两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考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的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的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里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自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的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热得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紧对着高墙,中间是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都见不着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的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怪调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之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也!'” 正是这位“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的徐胖子”，使本来可能中状元榜眼的陈独秀,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而忘了应试一事。几十年后,陈独秀回忆起这段往〖CM(4〗事写道:〖CM)〗“在这之后的一两个钟头里,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现状;由这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两足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揄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几十年的行动。” 《自述》中的陈独秀和吴兆骞两位名士在科场拒考,使前者的后半生产生过辉煌历史,后者则深受苦难。古人曰:科场如吃人的兽场。此比喻有两种含义,一说旧科举制度对考生身心的摧残,二说科举制度下种种腐朽的勾当使广大真才实学者深受其害。然而,今人也有这样的话:自古考试森严,总有恶迹昭彰。 也许在百姓心目中,能够端平一碗水,靠实力跨越人生命运新台阶非高考莫属了。正是由于大家对高考的这种认识,被称之为“国考”的中国高考,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神圣。当考生们吃尽苦中苦,十几年寒窗之后踏进考场的那一瞬间,无比紧张、激动,就是因为这一原因。然而,人们当然不会想到,在高考这一神圣的净土里,其实从来就没有让很多百姓感到真正意义上的放心。所以有位考生家长对我说:天下腐败者,惟在高考中做手脚的人最可恶。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考,本不该有丑恶的现象出现,但既然是丑恶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有土壤,它便蠢蠢欲动,兴风作浪,使不该饱受落榜之苦的人断送了灿烂前程和一生辉煌。 中国高考中的腐败源于封建社会留下的旧意识,始于“文革”中“群众推荐”加“组织选拔”的录取制度的惯性。考察几千年中国走过的选录人才的历史,有两条线是非常清晰的,即靠推荐和考试。早期的封建社会和后期的封建社会都用过这两种方法。比起官官相佐,你拉我捧的推荐制度,科举考试更容易避免人为因素在录取人才上的舞弊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通过考试上大学是教育体制的大端,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其目的就是求得更公平的在同等条件下选拔人才,一改“文革”中出现的那种谁有权、跟谁关系好就可以一步跨“龙门”的弊端。然而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今天的新社会,营私舞弊现象从未断绝过。恢复高考的22年间,这类叫人憎恨的丑恶现象几乎年年发生,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发展,营私舞弊的手段与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可恶。 我按不同时间采访过几位在不同方式下的高考受害者,他们的不平与悲愤经历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共同遭遇。 第一位是汪海潮先生,他现在是上海绿谷集团公司的副总裁,生意场上玩得非常得手。我们是在共同作为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的嘉宾时认识的。汪海潮恢复高考后曾第一批参加考试,这位从小吃尽苦头的农家子弟当年听说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的消息后,把地里干活的铁锄往田头一扔,飞步到过去的同学那儿借来一大包没头没尾的旧书就“啃”。后来他感觉非常好地走出了考场，但却一直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他心急如焚地跑到教育局问,人家告诉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历史上有问题?”汪海潮一听就像瘪了气的皮球——那时候“政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第一把尺子,汪海潮对那个教育局干部“呸”了一声,就发誓永远不再参加高考了,因为他后来得知正是他的“社会关系有历史问题”，而白白将自己获得的一个好大学“送给”了另一位掌权的领导子女。汪海潮幸运的是第二年意外地获得了“解放”，邓小平同志及时发现了恢复高考后所出现的这一问题,一笔把“注意考生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从“考生条件”中给划掉了。 第二位是河南王光明先生,他现在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当老板。王光明本来是学文科的,大学毕业后才改行。他改行是因为那年高考录取中出了几乎让他生命毁灭的倒霉事。王光明参加高考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高考已经相对规范,但竞争比开始几年更激烈,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每年的高考就是几十万考生的一场生死大战，王光明是其中的一名考场士兵，他报考的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河大在河南学子心目中算是圣殿般的地方,谁要是能考进去,就意味着毕业后可能跨进河南或者郑州的省府、市府里当干部呀!王光明考得不错,考分高出河南大学录取线30多分,母校的老师都为他高兴,因为他所在的小山村里能考上河南大学就算“状元”了。然而这一年王光明没有等到河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等到了第二志愿的外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书。问题恰恰出在普通人并不了解的这个铁幕后面。他后来为此事跑到已经开了学的河南大学新生班调查过,了解到有几个学生的考分成绩在他之下,可人家为什么就进了河大呢?王光明因此不服,把那张外省的录取通知书往口袋里一塞,独自到县上、到省里的高招办,想问个究竟。那些高招办的老师不是躲着他,就是用“属于保密”搪塞他。王光明就是不服,到省政府、省教委上访,也有领导给他批示，可最后还是查不出到底为何他王光明没被河大录取。几个月过去了,王光明一无所获,外省的师范学院也因为一直没见他报到而取消了他的学籍。之后的王光明上广东打了一年工,与王光明同宿舍的一位甘肃籍小范师傅说,我的情况与你一样,为什么考上了没有被录取?那是人家在调档时做了手脚,比如你们河大在你们地区录取10个名额,按道理是论考分排队,但是有人与招生办的人有关系,他们就可以把分数在后面的人调在分高的人前面,就像排队买东西时有人“夹塞”了,挤掉的当然是像你我这样一没关系、二没权势的平民百姓嘛!王光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王光明气得咬牙切齿。小范师傅则笑道:这还只能算高考不正之风中的“小动作”，“大动作”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王光明第一次从打工兄弟那儿听到了一些地区的“考官”和真官们互相串通一气,营私舞弊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传闻。想到自己的不幸经历,王光明此刻竟有了改学计算机的念头。他有一个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录取提档要是用计算机处理,谁想做小动作将一查就清。两年后,王光明真的考进了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他感到欣慰的是不仅自己重新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的高考录取中的提档等程序都实现了计算机操作,使得那些想利用职权做手脚的人,再也不那么容易得逞了。现代化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众多王光明式的不幸遭遇得到了有效的避免。 我们对恢复高考22年来有多少人走进大学门有过精确的统计,但谁也没有统计过每年数十万、几百万的考生中有多少人是通过非法手段走进大学这所圣殿，当然也就更没人关注那些本该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却被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剥夺了的人又有多少。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中国人必须经历的“年度战争”，在千万考生和几倍于这个数的家长们竭尽全力,跨过“独木桥”的时候,也有人用出卖良心、出卖党性甚至出卖肉体所连结的黑色人造梯子越过了“独木桥”。 有位采访对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女儿也在去年参加了高考,巧的是他和他女儿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被这种“黑色人造梯子”从独木桥上掀翻过。当年他在插队时虽然已是党员先进分子,公社革委会也将他作为知青的代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但后来到了县上他就被刷了下来。半年后听说是一位副县长的女儿取代了他。“当时我真想自杀,真的。农村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我不隐瞒自己在插队初期拼命表现积极是有些投机行为。”这位如今已在国家机关任“局座”的老兄不无坦诚道，“那时哪个知青不想离开农村回城?可路只有两条:一是顶替父母回城,二是争取被推荐上大学。现在觉得工农兵大学生不吃香了,但那时谁能进大学都是做梦的事。那时我有过被走后门挤下独木桥的痛楚感受，可万没想到的是当我女儿考大学时,这种丑陋的社会腐败行为仍然非常猖獗,而且比以往的单个人塞纸条、走走后门要严重得多。有些地区的招生部门和学校联起手来做,相互从中得到好处,而且结成了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捣碎的‘舞弊长城’和铁索链。”他说他女儿去年第一志愿考的省某重点大学,以其高考分数完全进入了该校提档的前十几位，然而却没有录取她。后来知道这个学校突然把“计划”指标从这个市“调拨”到了另一个市十几个名额，全因为某市与该校有一笔为数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给我些招生指标,我就多给你“捐献”些资金。最后倒霉就倒霉在像这位老兄的女儿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这些“黑洞”。一些高校为什么年年在起劲地向教育部门要“自主”政策?说透了,其中就有大大的“黑洞”存在。问题是,你还不好说,因为这是学校的“权利”。可是百姓心里也有杆秤:你的这种权利背后就是严重的腐败,或者让人看起来是“合理合法”的腐败。不治治这种腐败同样天理不容! 由于“大官父亲笨儿子”现象总是存在,于是该操心者总是层出不穷。当然现在有权人比过去那些“递个条子”、“走个后门”的老一辈腐败者更会利用权力。你这儿不是不录取吗?那好,我到他那儿——他那儿的录取分数线比你这儿低三五十分哩!说不定还能进“重点”。于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个月,那些省与省交界之处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着为邻近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的公子、闺女办迁户口手续!这样的“通力合作”两方有利:一边解决了难题,一边“引进”了人才且还有很丰厚的额外财政收入。 老百姓没有门道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们的子女只好“落榜”。于是他们大呼:这样的“交易”算不算腐败?如果算腐败，那就也该天理不容!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败。小官也有小官的办法,可别小看啊! 这几年小官干了不少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大腐败之事。比如1999年初,《中国青年报》两次披露的山西两所大学查出了几十个假大学生，这样的事在十几年前闻所未闻,现在竟什么事都冒出来了。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医大的郑彩云、杜海峰、赵建康、李霖君和梁泽民5位假大学生。据报道,山西省招生办考试中心的情况通报这样披露: 郑彩云,原朔州市朔城区一中1998年应届毕业生,本人1998年7月在一中报名参加高考,考分470分。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其父郑某持郑彩云的户口和其他有关证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该城区二中,以郑彩云的名字报名。二中具体办理报名工作的谢万红在未核对的情况下,按二中高中应届生接受其报名,并给办理了高中学生档案,替考者成绩567分。就这样,真郑彩云以“假郑彩云”的考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杜海峰,1998年在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报名参加考试,本人考分450分。其父杜应(平鲁区教委党委书记)为保证其子能上大学,便通过李林中学建档教师赵建华提供的档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别名)户籍证明、毕业生证书在区招办报了名。由于具体办事人孟山森把关不严,没有核对考生照片是否同户籍等有关证件相符,使得内蒙古籍替考生顺利参加了高考,成绩535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另外三位假大学行生赵建康、李霖君、梁泽民的造假情况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赵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学的哥哥赵建峰代替考试，哥俩替换更容易蒙混过关。 有位山西的朋友说,素有几千年黄河文化熏陶下的晋国人,考试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国罕见的。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类似山西的舞弊现象不在少数,且有这样一个特征:越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这种冒名顶替造假现象越严重。 《中国青年报》披露上面这则丑闻的第二天,该报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江西某国防科技工业学校的4个班中一下查出22个假学生。如一个叫“蒋礼虎”的96届44班学生,该生还是此班班长。他对记者的采访连隐瞒都不隐瞒,他说他真名叫周起文,是波阳县人,1996年参加全省统考后差几分,于是家里人就给了“教育办”的干部2000元钱,于是他周起文成了现在的“蒋礼虎”来到了这个学校。假蒋礼虎说他根本不认识真蒋礼虎,但他现在在学校的档案里都是真蒋礼虎的,连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换。该校目前已经查出的20个假学生的情况基本与“蒋礼虎”一样,都是出钱或者有权者从中变花样让他们上了学。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不高明的造假活动,如果录取学校稍稍把工作做细一点,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这个学校没有那样做。原因虽不明,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某些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个别决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些丑恶现象得以滋生的原因所在。 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风,如今就像我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上面大喊反腐败,可下面腐败之风非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顶风作案者层出不穷,这可能是中国当今社会的一大特色。1999年“国考”刚刚结束,震惊全国的一南一北的两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二中高考16份雷同卷牵出22个涉案人,主管副县长、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长及考场教师,全套人马一起上阵作假舞弊,实属奇迹!南边的广东中考中发生考题泄密大案,几个校长为追求升学率,相互勾结,私通一气,造成26000多名考生卷入“国考”大案。这回广东清远市的中考大舞弊,使曾几度疯狂的该省某些地区高考顶替冒假的“小魁首们”颇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着实暗里欢欣了一番。 为了查阅“中国当代高考舞弊之怪现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室,又重新看了一遍1997年10月23日的《焦点访谈》。在这个以“偷梁换柱,法理难容”为题的节目里，披露了湖北省通城县原招生办副主任熊云鹤在任期间,利用修改考分考号、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将其亲朋好友的子女送进学校,共作案12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顶替的考生15名,其案件非常典型。熊云鹤利用职权,使一些本来拥有上大学机会的学子造成终身遗恨。他的行为,大有叫人对他千刀万剐方解恨之感。因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来可以满怀希冀的青年男女,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当看到那位因人为造成“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凉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会愤怒诅咒熊云鹤这个喝考生之血的无耻之徒。 据教育部门与检察部门介绍,像湖北通城的熊云鹤这样借招生办负责人职务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脚”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就像经济领域那些顶风犯罪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们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玷污和搅浑了中国神圣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让老百姓不愤怒吗? 六问天：穷人还能上大学？ 本来这部分内容并不打算写,因为我的那部《落泪是金》已经把有关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写得够让人落泪的了。但是就在我准备放弃这部分内容时,一日,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勾起了我落泪的记忆:一位叫杨修平的湖北籍孩子因为家穷,19 99年高考后被湖北师范学院录取,但由于他在原中学上学时欠下不少钱,中学就把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给扣了,一直扣到电视新闻播出的12月2日还在校方手里。现在的社会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客观事实不容掩饰。富人为了上大学愁的不是钱,愁的是孩子不争气考不出好成绩。穷人的家长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外,更有一愁的是没有钱上大学。 我原本以为写完《落泪是金》后,我可以放下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来,我就从来没有停止一件本来跟我毫无关系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的事——当一个穷人看到有人出来帮助他们后,成千上万的穷人都向我走来——《落泪是金》发表于1998年10月下旬,从那时起,找过我的贫困生不下数百名,经我手给牵线搭桥解决困难的学生有300余人次。我知道团中央、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获得的社会资助达几千人次,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首都十几所高校获得的社会资助即多达几百万元……作为一名作家,我以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发那么多社会资助并引起全国各界都来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热潮,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不行,实际情况远远出乎我的想象和意料。还是一句话:中国的穷人太多,怎么就越来越多地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了?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学来电话,是学生会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单位,她自我介绍是团委派她来让我去做一场《落泪是金》专题报告。“我们学校不少人看了您写的作品,都哭了。真遗憾,如果何老师您当初也到我们学校采访一下，我们不就可以获得很多社会赞助吗?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林业大学不都获得了几十万元的资助?他们比起我们学校来算什么?我们的贫困生远远超过他们的比例……” 从这个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写《落泪是金》时没有采写到的这所学校,其实比我自认为或者在教育部、团中央那儿挂上名的农大、林大、民大等“贫困学校”还要贫困呢!这个女孩子的学校是所专业很偏的大学,在北京这样著名学府云集的地方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女孩子声明最好别在文章中说出她的学校的名字和专业来,我当场答应了,因为贫困学校和贫困生都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他们有几怕:怕别人知道后学校以后招生难上加难,生源不足对学校来说意味着穷上加穷,或者可能出现关门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学就是这样,他们总共只有两千多名学生,结果由于贫困生太多,学校背不起几百万元的沉重负债,当地政府和教委年年被这所学校的叫苦搞怕了,说干脆你们别办了。那学校的校长刚把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职员工透了一丝风,学校立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师集体跑到政府那儿去请愿,说谁要关我们的学校,我们就上谁家去吃饭。哪个政府不怕学校闹事?于是这个省的负责同志把“散布谣言”的人狠狠批了一通,并立下规矩:要是谁再说那个学校穷谁就下岗。团中央让我写《落泪是金》和因受作品的宣传而获得过二十多个人赞助的书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学生不是也还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吗?而且一直到今年3月，这场官司才得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 这个女孩子讲到她学校和她的同学时就开始哭了起来:何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个不被人看得起的专业学校,就是因为它的专业现在根本不被看好,用我们当时参加高考时老师说的话叫“冷门专业”，就是现在社会上根本用不着或者随着以后的科技发展,这样的专业就完全被淘汰了。如今是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一些已经落后的专业学校不仅没有淘汰,反而一直保留并继续培养一些毕业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可就是这样的专业学校,它的存在却起着另一种作用:满足了一部分在高考“独木桥“上成绩不理想又想圆大学梦的人。这女孩子说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是社会把我推到了一所我根本没有多少兴趣来念的大学。”女孩子说，我到这样的大学好在我家里供得起,等以后有机会再努力一下考其它大学的研究生。但我的大部分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不高且家里又穷,所以报考了这些“冷门”专业大学。“冷门”的大学容易进,但进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叫人看后“浑身发抖的冷”——就说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吧,她是广西的,家里只有母亲和一姐一弟,她说她不是属于超生,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像城里那么严格,允许一定范围的宽松,一个农村家庭里如果没有几个壮劳力,不仅种地会碰到困难,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这个同学考上大学后,母亲希望女儿能走出山村,日后有个前程,但因为穷,只能在女儿上北京念大学时从米缸里取出一筐鸡蛋,说娃你对老师说我们家里不是不想交学费,实在是拿不出能换钱的东西。城里人不是爱吃鸡蛋吗?你给老师送去,求求他们让你进学校读书。这位女同学还真实在,把母亲的话放在了心上,千里迢迢,把一筐鸡蛋背到了学校,报到那天她在交学费时真的拿出那一筐鸡蛋,当时有5名学生处的老师在现场办理报名手续,她就每人送5个鸡蛋,然后再向每位老师鞠5个躬,嘴里一边念叨着请求学校收她上大学。那一幕让当时的老师们全都揪心流泪,几位老师一商量,说这孩子一定要收下。后来他们把情况报到校长那儿,校长一听就急了,说好啊,你们做好人把不交学费的孩子都收了上来,我这当校长的怎么办?我日后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搞待遇?又怎么给学生把应该有的课上好,准备应该有的教学设施?下不为例,不交齐学费的不能同意入学,有困难等开学后经过调查清楚后再决定给谁免给谁不免学费的事。校长发了一通脾气,其实他的“下不为例”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老师们知道,他校长本人就是个“菩萨”，要不我们学校那么多不交学费的同学怎么都进了校门? 上不起大学这种现象本来已经消亡了许多年，怎么又死灰复燃起来了?我弄不明白。于是不得不重新再做一回“贫困大学生”调查。 首先是现今一个大学生上学到底要花多少钱? 《中国青年报》在不久前公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对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消费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位大学生的年消费为7300元左右,其中学费约为2000元左右,占30%;餐费约3000元左右,平均占40%;住宿费在500元左右,占6%,其它消费包括交通、文化、娱乐等约占27 %。该报公布的高校另一个数据还显示:337%的大学生家庭的年收入在8000元以下,8000至2 0000元的家庭年收入占368%;20000元至50000元年收入的家庭占227%；50000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只有34%。我同时看到《中华周末报》对1999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成都七个城市的大学生上学要花多少钱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调查。如文史类:南京的高校统一为3200元。上海的热门专业如复旦新闻、法律等专业为3800元,非热门为3400元；最低的是1600元,如华东师大思想政治和历史等很少人报名的专业，最高达4900元,如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北京普通高校为3200元,西安为2750元,武汉为3200～3900元，成都为2400～3500元，广州是3500元。理工科比文科普遍要高出几百到2000元左右。南京约在3500～4500元，上海最高的前沿学科专业和医学专业高达9500元。还有特别高的是外语、艺术类专业,一般都在6000～8000元。这些是硬费用,软费用即生活方面的其它开支约每年在2000至10000元左右。这两项数据表明,中国的大学生中有1/3的人数,将由于他(她)一人上大学而全家得把所有经济资源供给他(她)。事实上,据我这两年中对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所知道的情况表明，上面的数据只能算大体上准确。原因是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掩饰着的是这1/3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为了上大学，有的是全家人,有的是几代人,更有的是全族人一起跟着经受贫苦与债务的困扰。 在清华大学,我就遇见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他说他家在甘肃祁连山脚下,家里有父母和哥俩,四个劳动力种三十多亩荒地,每年辛苦三百六十天,所能得到的是住全家人的几张嘴,这还没算哪年老天爷不争气的日子。摊上有个灾荒啥的,全家辛苦一年还未必能口度日。就这么个人丁相当旺盛的家庭，一年也出不了几百元的现钱。他说他上学后每年交学费就得三四千元,在清华大学上学每年交三四千元并不算多,可他说像他家里就是拿不出来。有一次老师让他填家庭情况,他如实填了,辅导员后来找他说你家没灾没祸的,又都是壮劳动力,怎么你也要当贫困生呀?他说他怎么分辩自己家里确实没钱,老师还是不相信,说学校里补助的那些贫困生,一般都是家庭子女多,或者父母病重,或者是单亲什么的,你家里什么都是好好的,怎么可能会把你划进“贫困生”行列呢?这位学生说我听后觉得再也无法解释了,可家里就是这么个情况,学校如果让家里拿出价值三四千元粮食还有可能,但让家里一下拿出几千元现钱,天作证也是拿不出的。城里不知道,农村特别是山区,地里刨出来的粮食要换成现钱有时比我们在老天的鼻子底下收获粮食还要难呀!我们现在很多城里人或者官员们一点也不了解下面百姓的实际生活，尤其是我们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北京读书,一年学杂费加起来也要四五千元,一个月吃饭与生活费总得要二百多元吧,这七加八加就是小一万元。我那可怜的祁连山脚下的爹和妈,还有两个哥哥,拼死拼活干一年,能拿得出供我上学的这一万元钱?绝对供不起呀!可我是上了清华大学,全乡全县祖祖辈辈就我这么个“状元”，我不读对得起谁呀?这就苦了我爹妈和哥哥们。其实我也很苦,老师后来看我实在拿不出学费,就减免了一半。我就想法子打工,做家教,北京人看得上,所以一个月饭钱和生活费够了。但假如我在一般的普通大学里怎么办?恐怕日子就更难了。你写过贫困生,你应该站出来说真话,现在穷人真的上不起大学。 其实，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实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像上面的这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果放在农业、林业等其它大学,他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贫困生的行列,也不可能获得学校任何一分钱的减免。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家庭年收入在8000元以下的占60%～70%。有30%左右的学生的月生活费低于150元,也就是我们说的特困生。这些学生的学费基本是一律交不起。他们的生活费全靠打工、勤工俭学和借别人的债来维持。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的学生处告诉我一个数据,1999年他们没有收到的新生学费高达70多万元,这就意味着有近1/3的新生没有交学费。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第一次被允许列入春季招生的大专院校为什么能获得春季招生权?知情人说就因为这些学校的专业一般成绩好些、家庭条件不错的学生是不会去报考的,现在教育部让他们春季招生，有那么点意思好让这些学校避开夏季招生的风头,招点有钱的学生,免得都招些贫困生把学校给拖垮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有报道说,今年像北大、清华等著名学校的学费还将增长,到达一万元左右,其它大学也相应往上调,这对众多家庭困难的不少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就更加成了问题。我看到一份来自江西、四川、广西、河南等十个经济条件欠发达省份的调查资料得出一个令人堪忧的结论:大多数农民家长不期望子女读高中。农民们认为,由于当地的农村教育条件和水平差,在中学读书的大部分高中生考不上大学,特别是考不上重点大学,而目前所谓考上大学的大多数农家子弟也仅是一些专业很偏的“冷门”专科学校。这样的“大学生”先不说毕业后找工作还要花一大笔钱“找关系、走后门”，就是现在上了大学,其一年的学习费用要比普通大学贵出许多。《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仅专科生的住宿费约是本科生的三倍,是研究生的七倍。专科生的学费高于本科的50%。讲实际的农民们也越来越会算账了,他们掐着手指说,前几年,我们拼命把孩子送到中学读书,为的是能考中专、考大学,因为中专生、大学生国家都能给安排工作,孩子们也可以从此改变命运,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中专生、大专生都不能安排工作了,连本科生弄不好还要自己想法找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上高中一年少说要花出去千儿八百块钱,读大学更不用说了,一年小一万元。三年高中,少说家里花出三四千元,上三年大专那就是多花三四万元。如果孩子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一年怎么也该拿回四五千元吧!这里外里,对一个家庭来说,等于三年之内,一个上高中的孩子比出去打工的孩子少赚了两三万元,而去上大专则使家庭经济损失多达五万元以上,还白白让孩子耽误了几年工作时间。穷人既然念不上、念不起大学,何必再争着上三年没有用的高中呢? 同时我又看到了另一则报道,“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对山东、江苏、天津等五省市2070名富裕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938%的富裕农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念到高中以上学历,其中91%的人希望孩子们在上高中后能考大学,并把考上大学作为培养自己子女最重要和首要的选择。一个富裕了的温州农民,曾出资年薪15万元请家庭教师,将来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他的全部理由是,我自己生不逢时,虽然赚了很多钱，但仍是“一身土气”，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让孩子考上大学,实现他父亲想改变门庭地位的夙愿。 富人千方百计希望儿女上大学,而穷人又不想让子女白做大学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此又开始进入“大学仅为富人开”的时代?中国的贫困学生,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更有，这是我们国情决定的。到底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属于贫困阶层,恐怕没人能说得上。国家早先有个在2000年前消灭8000万贫困人口的计划,现在该到时间了,但有多少人真正摘掉了贫困人口帽子,或者说摘掉贫困帽子后又有多少人重新变得贫困,实际上是一笔很糊涂的账。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的情况也太复杂。可我们又都知道,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富人不是很多很多了吗?这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和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农村人的生活是富裕起来了,有的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甚至中康水平，但没有多少改变、没有多少提高的贫困地区也还相当多。世界人口报告有个数据,全世界目前贫困人口还有10亿多,国际人口与经济机构衡量贫困的标准是“日收入不足一美元”。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约3亿多。也就是说,按照国际统一的衡量标准,中国还有3亿多人口是贫困人口,他们组成了近1亿个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占每年参加高考和被高考录取总人数的1/3左右。这就是我们国家必须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贫困群体。国家教育部门已经宣布,2000年全国的大学招生将在去年基础上再扩招20万,总数将达到年度招生300万人。这对那些想上大学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不过“扩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又是悲喜交加。喜不用解释,能有机会上大学可以实现自己和祖辈的梦；悲的是能考上大学,却因没钱而进不了大学门。从去年各“扩招”学校获悉的情况证实,去年与今年各大学的学习费用普遍提高,像北大、清华的学生上学费用增幅达20%左右,而一般大学也跟着往上涨。这使得那些本来上大学就感到困难的穷人家庭更加雪上加霜,有苦不敢说——因为你只要一说,马上就有那些生活条件好的人会说：“上不了就快把名额让出来嘛,咱孩子还急着上不了大学哩!”穷人们哪舍得?已经榜上有名的孩子绝对不会轻易答应,他们的家长们也不会随意放弃孩子跳出农门进龙门的机会。唉,咱再苦也得忍着,孩子的前程是大事!“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家长们、乡村干部们这样发誓。于是便有了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和电视剧中看到的全家人饿着肚子供一名大学生上大学的故事；也常常听说有位父亲为儿子筹措学费而累死在放牧的路上或采煤的矿井中；也常听说,一个在学校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女大学生,突然在商场或大街上因偷窃而被拘留…… 21世纪的中国又多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教育发展了,穷人则越来越上不起大学了怎么办? 我和另一位“贫困问题作家”黄传会先生已经看到了很多双流泪的眼睛和无数个为了几千元学费和今天或者明天的一顿饭钱而不得不低下“天之骄子”的高傲头颅去当乞丐与娼妓的卑贱身影,我们因此时常有一种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感慨。 我真的盼望哪一天在阳光下所有考上大学的人们脸上都充满发自内心的金色笑容!我想会有这一天。关于大学贫困生问题，国家想了不少办法。问题是我们国家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每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说为了搞活国有企业每年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往里填,不说为安置下岗职工又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了数百个亿,不说为科教兴国需要每年在原有基础上给教育、科研领域增加上百个亿,不说每年国家为防灾救急备上几百个亿,不说接二连三的各种不得不搞的大庆、大典；单单是每年国务院扶贫办拨给贫困地区的救困费用就是好几百个亿,我们还有庞大的军队,庞大的行政干部队伍……总之,每一条线都可以轻易地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几百个亿,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多少?银行一次又一次的降息也没有拉动内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仍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家哪有那么多钱再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减免学费?大学扩招已经定为国策，扩招容易吗?现在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基本费用每年在12000元左右,而目前从学生那儿回收的钱仅为六七千元,如果按2000年600万在校生计算,国家需要贴进300多个亿。这个数字已经够让总理费尽苦心的了,每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总有人高喊要增加教育投入,实在是难为了腰包本来就不鼓的总理同志。现在又冒出个近百万数量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从这些学生身上几乎回收不到几个钱,一百万人又得让国家贴进一百个亿,难啊,国家的当家人更有常人不可知的难处。 于是,“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口号不得不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注意到,喊这些口号的大多是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他们完全可以喊得响当当的,因为他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有钱人,极少数穷人家孩子能走进这些高等学府,而他们在学校里一般都会得到校方坚强有力的支持,减免学费一般都不成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各界“捧星”般的主动要求帮助这些名校的状元们,所以这类学校的校长们高喊“决不让一个学生因穷困而辍学”的口号,就像喊自己的名字一样轻松。但像农大、林大等等专业学校的校长们就不敢轻易喊这类口号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进入了学校,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开展带来了困难，如果再轻易答应减免的话,就会从教师们的口袋里硬掏钱了,惹出的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于是在全社会一致反映与要求下,本来就贷款贷不出去的广大银行家们做出了一个姿态:向贫困大学生贷款上学。听起来很好听,1999年9、10月，这个消息在电视新闻上很常见,效果却出人意料的不好。原因是操作起来仍然无法解决穷人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贷款是需要抵押和担保的。后来抵押这一条放松了,可担保仍保留着,银行从不做亏本生意,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商业银行们。他们笑眯眯地向大学生走来,原来也想开拓一条“生意新路”，结果此路不通。凡想贷款的学生都是贫困生,而穷人想找人作担保没有人愿意。如今越是有钱人借钱越容易,而越穷的人越借不到钱,这是世界性的规律。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特别是中国的一些百姓,他们都经历过大锅饭的“美好时代”，“吃饭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在新中国前几十年的具体形式里,“孩子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的人了,既然是国家的人了,还要我们掏什么钱?”好多人今天还这么想。再者,借钱容易还钱难是一些人的习性,你不得不承认。中国金融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前十几年大批资金出银行后再也找不回来。现在不行了,银行收不回贷出去的款,就先砸自己的饭碗。对大学生也不例外,你没有担保人给你担保,银行就把脸别过去了。许多贫困大学生对担保贷款一事意见很大,说这等于是在纸上给他们画了一个饼,想吃又根本吃不着。我就收到了一个采访过的贫困大学生的信,她已经几个月口袋里没有钱了,听说银行到他们学校里办贷款一事很高兴,可当银行说必须有担保人时,她无所适从了,因为在北京她举目无亲,找老师和同学们,大家说我怎么给你担保法?你再过两年毕业了,你贷的款到时还没有还,银行找我怎么办?言外之意是谁也不情愿当这样的担保人。这个学生把心中的苦楚告诉了我,她说：“现在的人与人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感,他们一点也不相信我,难道我是那种赖着不认账的人吗?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呀!”我看后既为她抱不平,同时又觉得无可奈何。在商业行为和法律范畴里,人格担保在我们中国好像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谁敢对一个并不是亲人的外人作金融性质的担保呢?我叩问自己,想想也确实不敢,因为中国之大,人的情况之复杂,许多事能想得到吗?办好事得不到好报,反而咬你一口的事太多了。“贫出无赖”，此话虽有损广大贫困者的心，但现实中确有这类人。对此,我想广大的贫困大学生,也应该对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 但理解之后,我们大喊了半天的贷款实际上又成了一件有头无尾的事。为了照顾教育部门和银行自己的面子,于是我们看到过几条这样的消息:首都几家银行纷纷抢滩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为学生贷款。问题是银行家们除了敢到这些完全能贷得起、还得起的著名学府外,他们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的、贫困生又多的学校去呀!“那些学校,谁去了谁就倒霉。”一位女银行职员如此说。 一切几乎又回到了原位:穷人难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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