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些所谓的道德体系明确地反对和排斥享乐,甚至排斥快乐,能够享受生活快乐是道德伦理的一个重要基础。塔利班法律禁止妇女上学是反对享乐的一个例子,基督教认为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应该将其作为享乐,这又是一例。所有严厉斥责享乐原则的伦理体系都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下面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它让我们看到剥夺了快乐的生活会给年轻 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徐力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是一个文质彬彬、性格温和的孩子,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平时少言寡语的男孩居然用锤子打死了自己的母亲。“她为我计划了一条光明的前途:努力学习,进入重点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徐力在电视采访中回忆道。但是,徐力的母亲格外看中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除此之外,别的一切在她眼中都不重要。徐力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为他定下了一条铁规,他每次考试的成绩不能低于97分。“如果我得了95分,她就会打我。”徐力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规矩还算管用。徐力被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录取,当然这也是母亲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她仍然感到不满意,她经常提醒徐力说,她原本希望他被另一所更好的重点学校录取。
徐力的家庭作业是母亲最关心的事情,甚至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如果我不努力学习,如果我进不了一所重点大学,妈妈就会说我将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希望了,那她的生活也就没有意义了。妈妈为我定下的目标是清华或者北大,最差也得是浙江大学。”
但是徐力喜欢踢足球,他想参加学校的足球队。母亲知道以后不让他参加,并拒绝在家长意见中签字。徐力唯一能够从事的活动就是学习、拿班级的头几名。巨大的压力使徐力感到难以承受,他时常跑到外面一个人痛哭。
徐力曾经试着和母亲谈他的感受,“我经常情绪不好,我觉得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古怪的性格,但妈妈从来不关心我的感受。”结果,两人完全没有了交流的基础。这时候,压力已经让徐力的成绩滑坡。母亲在一次家长会上发现徐力在班里的排名居然落到了18名!“她非常生气,结果用棍子和皮带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她在打我的时候还愤怒地说,如果我再敢踢球,她就要打断我的腿,如果我期末考试进不了班里的前十名,她就要打死我。”
两个月后,母亲正在看电视,徐力在一旁坐下来休息,母亲便让他回房间学习。当时,他非常气愤,想到了要离家出走,于是回到自己房间。当他低下身来系鞋带时,他看到了柜子里的一把锤子。他突然间失去了理智,拿起锤子走到客厅。他用锤子拼命地击母亲的头部,一连好几下,直到血从她的嘴里和耳朵里流出来他才停手。徐力跑出来,在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然后进了一家旅馆。第二天,他到学校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还参加了两门考试。他的同学说:“我们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而且我们都忙着期末考试。”
这期间孩子的父亲在哪里呢?徐有贤在铁路系统工作,常年在外地,每周只回家一次。当他回到家中,他发现了妻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电视采访中徐力的父亲承认:“虽然我知道儿子有两个缺点,他很内向,而且易怒,但是我很少有时间和他交流。现在一切都晚了。我失去了妻子,儿子的前途也毁了,整个家都完了。”
在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中,我们很难判定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难道只是母亲的过错?还是徐力自己失去了理智?或是父亲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对家里不健康的情形不闻不问?或者是中国的学校考试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或者徐力的同学应该更关心他们的同学的处境?答案并不简单,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点:由于生活中没有了快乐,孩子的发展失去平衡。孩子除了睡觉,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承受着学习和考试的压力,这种做法是不人道、不健康,也是不道德的。
事实上,除了那些最严厉的教育形式,所有教育体制都为年轻人留出时间来放松、娱乐。现代学校的出现带来日益激烈的竞争,而在此以前,教育的目的是全面地发展一个人,伦理和娱乐通常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很对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活动都将娱乐和某些伦理教育结合在一起。二十世纪初创立的童子军就是这种活动的前身,很多夏令营也组织得非常有专业水准,甚至还有一些评分等级标准专门用来衡量各种活动,评定活动发展年轻人能力的程度:应变能力,交流能力,自信和自我感觉等等。比如某“休闲指数”包含125个问题,它们能够决定某种特定休闲活动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价值和质量。
不过,你也未必非要使用测试形式——常识就能够告诉你,玩电脑游戏和在山里与朋友野营相比,后者绝对是一种更能锻炼道德伦理的体验;同样,文化观光比坐在家里喝啤酒、看足球比赛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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