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锋(安徽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

　　四年前我走过了黑色的7月，进入现在就读的这所大学。没想到，四年过去了，我又进入了一个黑色的7月，昨天，家里人把我的户口转到了街道，我的档案交了钱被锁进了人才市场。

　　我的专业不算差，是学发酵工艺的。我的同学有进酱油厂、酒厂的，也有进研究所的。我们家都是普通工人，没什么头衔，想靠父母找好单位是不可能的。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也没当过什么干部，家里也没什么关系，想进好单位很难。找工作期间我也想过要不要进民营小企业，事实上有一家民营小企业老板在面试时对我感觉挺好，希望我去帮他干。我却很难下这个决心，十年寒窗考取大学，家里人都以我为荣，毕业了却去了这么一个小厂，心里很难接受。而且，在这里工作，我感觉看不到前途，难道一辈子就在这么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小厂做个技术员吗？

　　跟同学聊天时，大家意见也都不一样。听进研究所的同学说，他们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有400多，这已经算不错的了，但是,我们读到最后一年很多同学的生活费都在500元左右。我并不是贪图钱财，但一想到毕业出来只能挣这么少的钱，心里还是很难过。

　　而像我这样的，拿不到砸不破的铁饭碗，也别想拿到能赚很多钱的金饭碗，或者有好的发展前途的工作。找工作这半年，我的自信心与日俱减，每一次碰壁都让我有自己是个不被需要的人的感觉。社会上的人根本不觉得你是人才，按他们的话说像这样的大学生满街都是，我就像摆在摊子上没人要的白菜，有人偶尔上来看几眼，很不屑地撇撇嘴就走了。而有时我这棵白菜居然还厚着脸皮上去自吹自擂，那就只能更让人笑话了。

　　经过这一段找工作，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只能去些没人去的小企业，一辈子碌碌无为，但心里却始终很难接受这个局面。现实难道真的这么残酷无情吗？

　　家里人的意见是让我先把关系放着，全家人一起想办法找门道，找个至少是国营的大单位进去。我也想过要不就干脆狠下心来读个研究生，三年以后再说。但研究生也不是那么好读的，而且我的英语基础并不好。三年后又怎么办呢？

　　总之现在我脑子乱得很，每天中午起来都烦得厉害，想出去玩暂时逃避，口袋里又没有钱，我也实在不想再问家里要。成天像个废人一样在家里晃，但我是个男人啊！大学里谈的女朋友回家乡工作了，她家里给找的，那时我们还海誓山盟毕业后无论如何要在一起工作，在同一个城市里一起奋斗。但是现在我自身难保，还能要求她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每天挣扎在痛苦的深渊。我有一个亲戚，比我们家条件好，他大学毕业在家待了快两年了，他们家人的意思是一定要想办法进国家机关。他也很苦闷，我俩有时一起聊聊，还算有个伴儿，这已经成为我惟一的精神支柱了。

　　我在困惑中写下这封信，心里的闷气好多了，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意见，我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在家人面前强装平静的我内心一点儿不平静，等待着你们的回音。

　　在痛苦中等待的阿锋

　　资讯链接

　　※今年6月，212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就业竞争，加上几十万去年“滞留”下来的择业人群，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国家教育部公布，截至6月20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仅为50%左右。有关部门分析，今年的毕业生就业率估计将在70%左右，也就是说，将有64万左右的毕业生离校时依然找不到饭碗。

　　※长沙晚报讯，日前，一批读完大学又读技校的大学生和普通职高生一起到街头献艺求职。大学生毕业后到职业技术学校再学习的人数虽然总数只占不到5%，但俨然成了一种新的趋势。

　　※不久前，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吸引了高达25885名大学生投身其中。

　　※日本劳动省公布的《劳动白皮书》显示，日本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从1991年的80.9%开始逐年递减，在1995年为67.1%，1996年为65.9%，此后一直都徘徊在60%～70%之间。

　　※被问及“你最希望在哪个行业工作”时，电子资讯业为30.65%，是受欢迎度最高的行业；金融业21.77%、房地产业11.29%、广告业8.06%，也属目前热门行业。

　　※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校扩招的倡议人汤敏认为：大学生应积极进小型、民营企业，那是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增长点。

　　※湖南一位上了大学又学美容美发的女生，这样告诉记者：面子不重要，就业才重要！

　　去民企就得准备打持久战

　　牧河(94届毕业生，现任河南省某私企总经理)

　　阿锋：

　　看到了你的来信，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现在就在一家小的，而且是民营的企业里面工作，这家企业位于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处于城镇向城市转化的中间阶段。

　　到了这家企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家族关”。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努力想寻找一些可以信任的人，于是把自己的妻子、亲戚，都安排在关键岗位上。但是不论从能力上还是从责任感上，这些人都是不称职的，从工作一开始，我就不得不首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和董事长之间达成了一种未公开的默契，在一些关系到钱和对公司的控制的敏感位置，我默认了他的亲戚们的权力范围，而在一些经营管理的关键位置上，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了合适的人员。

　　接下来，基本管理岗位确定以后，开始招聘具体工作人员，矛盾又出现了。董事长的想法很简单，应该给工人尽可能低的工资，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即使工作是没有效率的。在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的脑子里，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这些想法根本没有位置。

　　随后，公司开始正式运转。虽然公司运作情况良好，但是我和董事长之间仍然分歧不断。根本性的矛盾是我们对于企业经营有着本质不同的认识，这就使得几乎在每一件具体事务上都有分歧。

　　在他的思想中，商业是建立在剥削与欺骗的基础上，只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能盈利，否则商业利润从何而来？而我认为商业是建立在分工和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公司是建立在员工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

　　对我本人他也是同样态度，大到利润分红，小到每个月的手机费、请客户吃饭的发票，他都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总有办法让你极度不愉快。

　　不知不觉中，“转型期”成了很多问题的标准答案。阿锋，对于你的困惑，我也只能这么回答。我不能说你就一定不要去民企，但你要作好准备，你的工作经历会非常痛苦，即使像我一样做到民企里打工族的最高职位。

　　很多过去的经验都没有意义，因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急剧变化。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有一定长远的眼光、有计划并为之付出持续的努力，才是个人将来最可靠的保障。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社会，而不是以什么方式进入社会。

　　到一个小企业，并不等于你一辈子都“小”

　　小木头(北京某杂志编辑)

　　这是1984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大学生都普遍地被认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就业时大多是抢手货。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配到自己心向往之的好单位。有一个小伙子，也是因为家里没什么背景，被不幸地分到一个濒于破产的电冰箱厂，成了全班分配得最差的人。那年月，还不时兴双向选择，更没有“跳槽”一说，就业观念上是绝对的“一分定终生”。按理说，这个小伙子肯定要郁闷死了。可是，他只郁闷了一阵儿，就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而且还以谈恋爱一样的热乎劲来对待那份并不如意的工作。因为厂里大学生少，他渐渐地成了顶梁柱。十几年后，那个原本很烂的电冰箱厂发展成了今天国人尽知的海尔集团，那个小伙子也成了海尔集团的常务副总裁，他就是柴永森。

　　给阿锋和“阿锋们”讲这个极端的故事，是想说我的一个观点：到小企业去，并不等于你一辈子都“小”，就一定没有前途。当然，柴永森的故事毕竟是一个传奇。但是，阿锋对小企业的绝对排斥态度不是也把成为这种传奇的可能性给排除了吗？能进大企业固然可能好一些，可要是进不了大企业，干吗就非要在这样一个无望的愿望上吊死呢？到一个看得起你、用得着你的小企业去，如果正好能发挥你的专长，不胜过进了一个大企业却无所事事？再说，如果进了一个小企业后，觉得实在不合适，你还可以跳槽，还可以边干边寻找机会，也胜于现在只是在家里生闷气。人生是一场旅行，你只要走起来，一路上就会有风景迎接你，怕就怕你干脆躺在地上却又抱怨这个世界很无聊。

　　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是“大”是“小”，起决定作用的是你的心“大”还是心“小”，最初进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只起次要作用。你的心里有大志，进了一个小单位，小单位也束缚不住你，你终将破茧而出；如果你从心上都只是个“小”的人，进了再大的单位你也只会是这个大单位里的一个“小不点儿”。

　　找工作不如考研

　　阿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

　　看到阿锋的信我好像又回到了五年前人山人海的招聘会。四五年前我们毕业时，自找门路双向选择刚刚开始，我们彷徨无助的心情比小锋你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我，甚至羡慕起高考的学子们，因为他们至少有着高考这盏指路明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有着明确的方向。而我们冲破黑色高考，来到明亮的大学生活中，却看不见自己前方的路。

　　于是，当年的我作出了选择：考研。经过艰苦的准备，我幸运地过关。去年，我硕士毕业。毕业后我被幸运地留在本校当了老师，如果没能留校怎么办？我也想过：继续读博士、博士后，直到出路自动找到我。

　　有人说，考研是一种逃避。我不这么认为。觉得自己不适合立刻工作而选择继续深造，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就算并不是为了做学问。考研，并不是大门敞开的避难所，纯粹的逃避却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坚毅的决心，岂能轻轻松松地迈进研究生院？

　　放弃就业，选择考研并为此付出努力，这其实是意图扭转劣势的一种积极做法。

　　一旦决定读研就要坚持下去，一年考不上，两年，两年考不上，三年，直到考上为止。如果把就业的烦扰带入考研的心情，只是想找个壳子暂时躲起来，那才真的是逃避。

　　茫然苦闷的日子，人人都逃不脱，但一定会结束的。结束的时间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在乎你自己的选择。

　　小地方的大青春

　　程蔷(上海大学教授)

　　1967年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和阿锋现在差不多大，那是三十多年前了。那时我们可以算作真正的“天之骄子”，国家号召应届毕业生服从分配，我被分配到辽宁平庄矿务局五家矿，位置在内蒙古赤峰附近。

　　那可真是个小地方，一个小山头上却聚集了三十多名大学生！北大，中科大，复旦，同济，北师大，华师大……你一口气能说出的名牌大学几乎都能在我们那儿找到。矿上给我们安排了一排平房，一个炕上住五六个人，我们开始学习做一名普通的矿工。

　　我下过井，拣过煤矸石，发过矿灯，这些算是矿上照顾女同学的工种；矿上医药缺乏，感冒发烧时就用棉被把窗户遮严，再捂上两床被子吃上一粒退烧药，两场猛汗一出第二天继续上矿干活。

　　有一段时间我和同屋的女同学一起拣煤矸石，推车装满煤缓缓驶向煤山的顶端，坐在推车上把握平衡的人必须在小车即将翻下煤山的瞬间从车上跳下来。同屋的女孩一紧张没来得及跳，立刻连车带人翻下煤山，摔断了脊椎骨。

　　当时的情况虽然凶险，但过后谈起来我们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那真是个很滑稽的场面。

　　两年后，矿上建了一所初中，将我们集中起来，于是，我们这帮人创办了五家矿有史以来最好的学校。想想看，只怕到现在还没有哪所初中的师资力量能达到我们当时的水平！

　　以后几十年的路上，我也碰到过很多困难，但从没什么能吓住我。我对自己的定位不再是只读过唐诗宋词的文科大学生，同时也是一个下过矿井，吃过煤灰，也许不够出色却从没有打过退堂鼓的青年矿工。

　　一个人在年轻时有没有脚踏实地干过事，吃过苦，对他的一生真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年轻人吃点苦，道路曲折点没什么不好，它的好处通常不是在自己年轻时能体会到的。

　　那个从煤山翻下来的女同学几年前重回五家矿，在那排已经倒塌的平房前放声大哭。在她的哭声里我想起每次发矿灯时，如果不等工友说出工号就能把他的矿灯递上时，他们就能露出自豪的笑容。为了表示谢意，他们从毛巾包里掏出黄米馒头给我们吃。我知道那个女同学不是因为吃过的苦，而是为了我们盛大无悔的青春而哭，青春在哪里度过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一个丰满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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