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将近一年的众声喧哗，北京大学的改革悄悄地进入了实践。这一改革的思想成果，积淀为市场上的畅销书，这就是张维迎的《大学的逻辑》和甘阳、李猛编著的《中国大学改革之道》。

　　《大学的逻辑》探讨大学治理模式

　　近年来，大学理念的研究成为热点，译著颇丰；然而，我们只是在研究别人的理念，并无自己的理念。张维迎《大学的逻辑》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张维迎集中探讨的是大学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大学内部以教师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改革。他的逻辑起点，是从大学的社会功能出发，将大学定义为非盈利性机构，从而确认它没有特定的受益人和利益主体。因此，它的治理结构所需要的是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译得更直白一些，即北大是全体人民的北大，而不是现在在北大工作的那些人的北大，因此，制度设计必须从大学的整体社会效益最大化出发。虽然是典型的经济学话语，但用以阐述大学的治理还是妥帖的。

　　由于北大改革从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始，《大学的逻辑》对大学教师的制度安排思考最深、批判最力。他反复强调的是一个似乎被淡忘的常识：大学不是一般地安排就业的场所，大学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只对人群中极少数有学术研究的兴趣、且有学术研究的能力者开放。由常识而变为知识，是关于这一改革的必要性的恰当说明。缺乏“学术自由”的考量，曾被看成是张维迎主持制定的改革方案的弱项，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教师素质与学术自由的关系的洞见。积长期社会生活之经验，我们通常对外在的政治、经济权力对学术自由的伤害更为敏感和重视；张维迎则指出，在中国特色的近亲繁殖制度下形成的“家族式”学术梯队，从内部摧毁了学术自由的根基。他甚至认为“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的限制”，这可说见仁见智，但至少是部分的事实。诚如他反问的：在那些没有“禁区”的领域，我们做出了高水平的研究吗？他将缺乏学术规范也归咎于学者群体的自身素质：由于缺乏内在的权威，而不得不引入外在的权威，行政评价、官本位等等。这些认识都是令人信服的。

　　北大改革方案中，我认为最有价值之处就是在学院一级设立教授委员会作为咨询审议机构。近年来高校“教授委员会”浮出水面，是一个非常积极、值得高度重视的事态，表明大学对学术本位的认知、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追求，已经从理念进入操作层面。由于西方国家是在保障学术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终身教职，与我国的“铁饭碗”情况完全不同；作为一个现实的管理者，张维迎对“教授治校”抱有极大的警惕，认为“教授的权力有多大应该看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教授队伍是如何组成的”。他提出的主张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其实，国内对“教授治校”的呼吁，其约定俗成的所指，主张的也就是教授的学术权力。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大学的提法是“党委治党，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作为大学内部的制度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平衡是需要认真安排设计的。强调校长权力会陷入与主张教授权力同样的逻辑困难。作为现实的改革，无论教授聘任还是校长遴选，我们都没有一张白纸的初始状态。改革之难正在于将混沌的现实逐渐澄清和分离，使之逐渐接近理想。在这一过程中，人事的更新与制度重建同样重要，而且是相互重叠的，不太可能是一个先后有序的鲜明过程。

　　北大改革从一内部事件变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除了社会性的原因之外，网络是一个重要因素；基于网络媒体形成的利益相关者、学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商议性民主”，是另一个重要事态。

　　《中国大学改革之道》拓展大学文化理想

　　首先对北大改革质疑、引起强烈反响的，当数甘阳、李猛、陈平原等人的大作。《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一书只收录己方文章，同时编辑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有关文章引为同道，文化姿态十分明显。但我始终认为，在关于现代大学理念和基本制度的认知和态度上，争论双方的分歧并没有显现的那么大，是具有高度共识的。然而，这似乎是一场改革者和批评者之间不太成功的对话。在形而下的操作性层面上，大量是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纠缠(如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究竟如何，中国文科的学术水平究竟高不高)，以及对国外大学制度细微处的不同了解。在形而上层面关于大学理念的探讨，由于是从对具体改革方案的评论出发的，便不免出现了现实选择与文化理想的另一重纠缠。如高天流云般超拔无羁的议论，其价值并非指导现实的变革，而是拓展着大学的精神空间，呈示着思想的标高。在现实的改革中，高扬的理想与稳妥的策略两者应当是互济互补的，正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改革，无蔡元培固不可，无蒋梦麟也不可，对后者的重要性我们似乎更缺乏认识。

　　甘阳《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一文，援引英国之例质疑北大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典型的一例。将改革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保护教师权益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中，不能不说是非常理想化的。中国当下的社会变革，改革走在立法之前是一个普遍的、基本的事实。考虑到我国的立法现状，亟待修改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刚刚被提到议事日程，如果要等到制订《大学改革法》再实施大学的改革，也许意味着十年之内原地不动。另外一例是北大改革首先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开刀”，所谓“捡最软的柿子捏”。在高校重床叠屋、冗员充斥、官本位和衙门化倾向严重的现实中，这不仅有避重就轻之嫌，而且似乎有失公正而引发众怒。然而，这又是一场目标和手段之争。政改优先的必要性、重要性众所周知；但如果在“应该”和“能够”之间作一个现实的选择，也许抛弃“毕其功于一役”、“休克疗法”的总体解决的思维，确立有限目标和“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是更为合理和可以操作的。

　　关于北大改革的讨论，其中最超拔高蹈的就是甘阳提出的“华人大学理念”：“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方面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否则，“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其实不过就是香港化。”正所谓陈义极高，持论极正。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中回应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他重在反对“狭隘的本土化”。

　　其实，即便在这一问题上，争辩双方的差距仍然没有显现的那么大。没有谁真的反对国际交流和借鉴国际经验，也没有谁真的主张“全盘西化”或“殖民化”，只是在实际操作中的取舍把握有所不一而已。正如张维迎所言“我们都希望中国早点走向世界，中文早点变成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这对我也很有益处。但是，仅有这种感情是不够的，因为英语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世界通用的事业语言和学术语言，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这其实是在国际化环境中中国文化的整体困境，在这里又遇到事实判断与道德理想的抵牾。我们的确需要回答：源于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究竟是不是一种普适的制度？今天的中国高校，在制度层面上究竟是已经过度西化、不需要“师夷长技”、应该走自己的路了；还是基本上还没有建立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

　　因而，张维迎呼吁学者的公共理性和建设性是有意义的。就北大改革而言，也许我们不必责备改革自何处始，而更应关注改革至何处终；应当追问的是北大的教师制度改革究竟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起点，还是一次方向不明的起跑；或者，是起点还是终点？(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