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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狱之旅

http://www.sina.com.cn 2004/06/09 13:5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国海军九十四号掠行艇正在南越的运河中执行巡逻任务,突然越共火箭炮等火力攻击犹如雨点一般向他们——六人组的巡逻小队——袭来。在船舱前部类似浴盆的机枪操控室中,大卫·奥尔斯顿正操控两挺50毫米口径的机枪疯狂地还击敌人的袭击。他是一个黑人,加入美国海军的理由就是家里不能负担他上大学。有人过后对机枪操控室的枪孔进行了统计,一共有90个弹孔,但是大卫·奥尔斯顿却大难不死。 “那
是上帝的恩典。”他常对别人这样说。

可是,船长爱德华·帕克却受了重伤,伤口遍及左臂、左半身和右脚踝。帕克不得不住院治疗。一份调令随之而来,在克里的调任命令浮出水面的时候,原四十四号掠行艇战斗小队也跟着被解散了,克里被派去接替帕克的位置,在那里,他将管理九十四号掠行艇上五名坚忍不拔的士兵。

帕克是一名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士兵,在克里因一个小伤要求得到紫心勋章(克里的第一枚)时,他深为克里的行为不齿。在医院中,当他被告知克里接管了九十四号时,他感到非常惊讶,还有些愤怒。“我记得我当时躺在床上想,这真是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而此时,新的队友却很乐意听从这个带着肯尼迪口音的贵族。

克里和新队友之间的障碍被汤米·贝罗德清除了,汤米·贝罗德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切姆斯福,他直接从高中来到了越南战场,战后他成为了一名州监狱的看守和电工。贝罗德告诉他的队友们“克里很棒”。为什么?“他来自马萨诸塞!”贝罗德回答。

在接下来的48天里,在50英尺长、仅有一个薄铝壳和几挺机炮保护的小艇上,这个“兄弟连”中的每位成员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彼此。  他们将一同在更激烈的战争中一起浴血奋战。这次火速调任之后不久,克里便在新的岗位上获得了银星勋章、铜星勋章和另外两枚紫心勋章。

奥尔斯顿被派到一个浴缸似的机炮操控室中,他和队友们一样热爱大海,热爱海军,但是他从未想过他的工作将面临多大的危险。“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就是,我们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 奥尔斯顿回忆道,“你永远都处于紧张状态。我们要进入到那些禁止交火的流域,我们不能开火,只有等待,等待遭到攻击然后再还击。我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一个狙击手随时都可能会干掉我。我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第一个就是想干掉我。”

佩蒂是九十四号快艇的驾驶员,若干年后,他在克里的竞选活动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个绰号“雪橇”的伊利诺斯人说,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职的,当他在船上时,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敢擅离职守。

尤金·索尔森负责控制引擎,他来自爱德华州的一个农场,性格温和。第五名成员是性格活泼、身材细高的迈克尔·梅德罗斯,他来自加利福尼亚,作为一名军需官,他的任务就是给炮手补给和填装弹药,在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业余的摄影师。六个年轻人很快就变得非常融洽。地狱般的日子——队员们都这么称呼——就要开始了。

 

1968年2月20日,包括克里小队在内的六艘掠行艇沿着南越谭惹(Dam Doi)河执行巡逻。一艘或几艘掠行艇(海军报告上并没有详细地记载)上的队员开始向“潜在危险目标”射击。“潜在危险目标”是指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是敌人藏身的建筑或船只。

突然,克里船上的一名队员侦察到三个疑似敌人的人,他们身着传统的黑色衣服,出现在河一侧的码头上。克里小队遭到了袭击——火箭筒和全自动武器向他们展开猛烈的攻击。索尔森的左臂被流弹的碎片击中,比较严重。克里的右腿也被流弹碎片击中了,这个伤口对于他的第二枚紫心勋章来说功不可没。他在离岸船只上接受了治疗,几个小时以后又投入到了战斗中。

后来,一个海军的调查对下令向“潜在危险目标”开火的几名船长的决定提出了质疑。海军建议,与其消灭少数潜在的危险目标,还不如应用心理战获得当地村民的支持。

“这个地区非常有利于开展心理战,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防御,并且这里没有发现具有进攻性的掩体。”海军报告上说道。海军官方的报告中还提到:“在这个地区,未来的作战方针就是以心理战为主导,而不是摧毁性的火力攻击。”

克里等人这次开火破坏了约40只舢板、10座木楼(一种越南风格的建筑)、3个掩体和5000磅大米。美军小队耗用了14 000发50毫米口径的弹药,但是据报告说没有一个敌军伤亡。

克里解答了这个报告所质疑的问题——向潜在目标开火。“问题就是……那三个家伙已经从岸上潜到了水里,你不得不向他们开火。”克里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果你不开火,任何人都可以反过来干掉你。这就是这场战争中存在的问题。”

五天后,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克里小队遭到了攻击,此时补给直升机用尽了弹药。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里布置好攻击队形,掉转船头,直接登岸,向狙击手藏身的掩体冲过去。

在另一艘掠行艇的掩护下,梅德罗斯和克里冲到河岸上,并找到了那个他们认为里面藏有越共游击队员的掩体。克里开始向掩体中喊话,试图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却没有听到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梅德罗斯向掩体内投掷了手榴弹。两个人以为敌人被炸死了,但是梅德罗斯说他并未看到尸体或伤兵,他后来说或许是有什么动物被误认为越共了。

第二天,克里小队在河中侦察到了五名越共。他们看上去似乎死了。实际上他们是在装死,其目的就是吸引掠行艇的注意力。这是一个陷阱,可是等到克里他们认识到时已经晚了。立刻,掠行艇就遭到从河岸上飞来的火箭筒的攻击。队员们连忙还击,并成功地俘虏了这五名狡猾的越共游击队员,立即撤离。

接下来的一天,也就是2月27日,克里小队又差一点遭到火箭筒的攻击。但是这仅仅是噩梦般的一周的序曲。第二天发生的一切对克里来说将是永生难忘——银星勋章之日。

 

靠近Bai Hap河岸,在同贡河附近坐落着一个村子,该村大约有800名村民,他们正是越共即将攻击的对象。这个乡村位置偏僻,村民们生活在简朴的茅草搭建的棚屋中,这些棚屋大都在河岸边。这里的村民是有信仰的,他们都信奉一个叫做Cao Dai的本土宗教,该教融合了佛教和天主教的许多思想。村子的广场上还有一个广播台,如果发电机能正常运行的话,它可以收到一个频道。

这样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村庄却是威胁南越的越共游击队的首要目标。虽然这个村庄没有公路与外界相通,但是这里却有河道通向外界。作为美军的心理战目标,它也有相当的价值。因为它地处越南南部,理所应当得到美军更多的保护。越共游击队员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信仰,他们与北越军队同盟作战,试图统一越南。

华盛顿决策者们担心,一旦这个村庄沦陷。其他村庄可能也会遭此厄运,甚至整个南越都会沦陷。到那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这个村庄已经驻有六名美军了,他们驻扎在村郊,负责提供一些重要的军事信息。大多数时候生活还是平平淡淡、单调乏味的,但这种平静是虚假的平静,战争可能会随时降临。

起初,大约有十名越共曾试图在邻近的村庄发起一次突袭。在这些游击队员中,有一部分伪装成妇女以迷惑村民。当村民在岸上聚集起来时,越共游击队员划着两只舢板,冲上岸去袭击他们,想尽量多杀伤村民。但是两个巡逻兵发现了越共的埋伏,并在敌军援军到来之前把他们全部歼灭了。

驻扎在这个村庄的军事顾问中,有一位是中尉道格· 里斯,他生活在村民中间,详细掌握了南越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威胁。

1969年2月28日, 里斯高兴地迎来了克里的船和另外两艘掠行艇。海军派他们来清扫一个位于河下游、被怀疑是越共营地的地区。当时,海军正处于“战争越南化”的进程中,他们促使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加入到这场战争中,今天也不例外。据海军报告记载,大约有70名南越士兵挤在三艘掠行艇上,里斯和另外两名军事顾问终于迎来了大部队。

除了克里的九十四号掠行艇以外,这个小型舰队还包括二十三号掠行艇和四十三号掠行艇,二十三号的船长是威廉姆·路德,而四十三号的船长是克里的好朋友——唐纳德·德罗兹,德罗兹的妻子朱蒂在几个星期前刚刚生下一个女儿。

离开了宽阔的Bai Hap河后,这个小型舰队北上进入了同贡运河——大约有四车道宽。河水泛起了波纹,拍打着船体,使它们摆来摆去,克里的小队一直处在备战状态,队员们一直扣着扳机,密切注视着河两岸的一切动向。

在九十四号的“浴盆”(两挺机炮的操控室)里,作为一个新手,佛瑞德·肖特暂时代替了大卫·奥尔斯顿,他太年轻了,就像他故乡阿肯色州的草一样嫩。肖特已经掌握了如何控制这种50毫米口径的高噪音机炮,他也知道它的局限性。为了安全起见,操控室的四周被镶上了防护栏,这可以确保在机炮向下射击时,子弹不会意外地射到甲板上的自己人。

贝罗德要一直守候在机炮前,桑德斯掌舵,索尔森负责引擎——掠行艇的动力来源,梅德罗斯随时听候克里调遣。几个星期以前,克里和他的船员们就心贴心地对这次战争进行了畅谈。在战争中,掠行艇的任务就是执行河上巡逻,牵制敌人火力,一旦有敌人伏击便一边还击一边迅速撤离,这让克里非常失望。他们这样能真正杀敌吗?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越共游击队的影子都看不到。

克里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在战争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登上河岸,追击敌军。当然海军是否允许开展这种战术还有待上层决策者决定;但是克里——他最初选择掠行艇就是为了远离正面战斗——此时却如此渴望投入到战斗中。

据梅德罗斯回忆,克里曾抱怨:“我们沿着河流巡逻,试图射击或牵制敌人火力,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歼敌的成果如何。” 梅德罗斯清楚地记得克里渴望杀敌的迫切心情。“他还说:‘如果机会自己送上门让我们立功,我们一定要对敌人紧追不舍。’没错,我们总是被敌人当做射击的靶子,这真是一件令人很受挫的事。无论是行驶在河流还是在运河中,轰隆隆的快艇都是个明显的靶子。他们(敌人)总是知道你们来了,总是能首先向你们开火。”

所以克里向队员们提议,他们要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还要追击敌军。当然这些海军战士中没有一位参加过这种作战训练。地面战争是陆军的事。小艇成员们都是一身甲板上的穿戴,他们甚至都没有一双适合在泥泞的丛林中行军的靴子。“他宣布了自己的命令,对全体成员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 梅德罗斯回忆道,“然后我们回答:‘我们将听从命令。’”

在这天夜里,克里对成员们进行了战术部署,这里提到的成员不仅仅是他们小队,而是这个小型舰队的所有成员,因为在此之前,三位船长已经达成了这种抢滩作战的策略。克里小队刚刚驶入同贡运河,他就接到通知,二十三号路德的船遭到了伏击。

二十三号掠行艇船长路德受到伏击后立即指挥掠行艇迅速登岸,同时队员们一直在用它凶猛的火力回应敌人的突袭。里斯后来回忆,他当初就在这艘船上,当时他和其他一些美军及南越士兵一起冲上岸,迅速投入到了与越共的正面战斗中。正如后来路德在海军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在美军的攻击下,“20名越共从掩体和战壕中穿过原野和茂密的红树林逃窜。精确的……火力攻击击毙了3名越南人,在随后的追击中又击毙了6名越南人,并缴获了6件武器。

就在兄弟船只登陆作战的时候,克里的船还在后面,也是岸上越共射击的靶子。克里的掠行艇遭到了B40火箭筒的攻击,幸好没有击中,但这意味着第二发炮弹几秒后就会打过来。克里并没有按照程式命令船员们在水面上还击或是撤离——这是海军官方标准的作战程式,而是决定登陆追击那些向他们开火的越共。

登陆!克里命令道,戴尔·桑德斯驾驶着掠行艇向河岸冲去。在岸上不远处,一个青年拿着一个火箭筒发射器从猫耳洞中蹿了出来,这种武器足以把掠行艇击沉。看到美军在遭到攻击后不是逃之夭夭,而是冲到了河岸上,他惊讶得忘记了立即开火。作为克里小队中的前锋,汤米·贝罗德向这个年轻的越共成员射击,并击中了他的大腿。然后贝罗德的枪就卡住了,据他的队友们回忆(贝罗德死于1997年)。梅德罗斯试图冲上去射击,但是他却一发子弹也打不出来。

被关在了机炮操控室安全防护栏里的肖特意识到,他无法把枪口压低到可以对敌军实行有效攻击的高度。肖特回忆,就在那生死未卜的片刻,那个越共游击队员甚至用手中的火箭筒瞄准了他。肖特想这个年轻人之所以没有开火,可能是因为他离目标太近了,担心火箭筒的碎片炸到自己。尽管他的腿部受了伤,这名年轻人还是挣扎着站起来逃跑了。克里从船上跳下来,追了上去。“我们去追击他,确信他并没有藏匿起来,然后麻烦来了。”克里回忆道。

面对着火箭筒随时都有可能向他们射来的威胁,克里在刹那间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小队去追缴这名越共队员。“这个家伙可以在眨眼间让我们都化成炮灰,但是为了……我永远也不知道他没有开炮的原因,我们当时真的可以说是面对面,他扛着B40火箭筒发射器,而我们近在咫尺,他没有勾动扳机,如果当时他那样做了,今天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和你谈话了。”克里回忆道。

在机炮操控室,肖特试图依靠50毫米机炮对船长进行火力掩护。肖特说,在船的四周“他们(越共)无处不在,我们遭到了来自河两岸的火力攻击”。据肖特回忆,这个受伤的游击队员跑到了一座棚屋后面。

克里一边追他一边射击,击毙了他。 “我没有片刻时间去考虑要不要射杀他,跟着我的队员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当克里回忆起他射击的缘由时说道。“他一直都没有丢掉B40发射器,我想他随时都有可能转过来,调整好平衡,向我射击。”当问到克里是否从后面向这个游击队员射击时,他说:“不,绝对不是。他受了伤,其他队员的子弹也从后面和旁边射来。当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家伙很危险。要知道他是一名士兵,他拥有杀伤性武器。”

事后的海军报告中这样记述:“克里深入内陆追击这名越共队员,在越共逃跑到一座棚屋后将其击毙,并缴获了一个填装了弹药的B40火箭筒发射器。”

在所有队员中,肖特——坐在机炮操控室里的队员——对这次行动的评价最为正面,他认为“毫无疑问”克里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是你死我亡的事。”肖特回忆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联系到肖特,他在战后34年来第一次与克里对话,在谈话中他这样说:“那是填装了弹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武器。它甚至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如果他开炮的话,我就葬身于那条小溪中了,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你交谈。”

查尔斯·吉布森曾在克里的船上服兵役——一星期的教化训练课,他认为克里的行动虽然危险,但却是必要的。“每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不禁会问:‘我们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吉布森说,“克里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次战斗突然爆发,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行动后的报告上这样记载:10名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残余的越共也都逃走了。美军和他的南越同盟军队搜寻了这个地区,他们发现了一个越共的地下营地,以及制作统一制服的缝纫机。

当克里回到基地后,他的指挥官乔治·艾略特提出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克里的行动应该为他赢得一枚勋章还是让他上法庭接受军事审判?“克里的胜利之战几乎尽人皆知,他率领海员深入埋伏中心,然后追剿一名越共并击毙了他。当克里从这次胜利之战归来后,我去听了他的报告,然后,我说:‘约翰,我不知道你是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是得到勋章,上法庭是因为你离开了船,离开了你的岗位。’” 艾略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最后还是为他申请了银星勋章,实际上那也是他应得的,我对此没有任何遗憾,我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一枚银星勋章意味着在战争中表现突出。

 艾略特说他也“警告了克里他的行动会招致军事审判,因为我想让克里知道我不希望他放任不管自己的船。在海军战斗中,一个指挥官不允许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他的船”。

艾略特又补充道:“克里非常勇敢地反击敌人的埋伏。”还强调他从来没有质疑克里追击越共并射杀他这个决定的正确性。事实上,银星勋章的嘉奖令恰好说明克里那天的表现既勇敢又过于冒险。

“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敌军的炮火,”嘉奖令上写道,“克里再一次下令向敌军冲锋,他的小船靠岸,距越共的火箭弹只有10英尺,随后自己带领一支先头登岸部队追击敌人。面对多数敌人的凶猛火力,克里少尉突出的勇敢行为和个人勇气赢得了这次任务的胜利。”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朱姆沃尔特还听到了克里对美军自由开火区政策的抨击,现在,克里的行动不禁使他为之一振。“这次行动鼓舞了海军的士气……在行动中,PCF(快艇巡逻队)联合地区武装在战斗中击毙了10名敌军……表现相当突出。” 朱姆沃尔特在备忘录中写道,并在海军中大肆宣传。朱姆沃尔特决定要飞到安泰亲自为克里佩戴银星奖章。

 

詹姆斯·拉斯曼是一位21岁的美军特种部队中尉,当离开突击队学校的时候,他的体质处于一生中最好的状态,他身高6英尺,体重180磅。但是在越南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身体消瘦了下来。当遇到克里的时候,詹姆斯·拉斯曼下降到了135磅。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体重下降实际上救了自己一命。

在雨季,拉斯曼的任务是驾驶湿地型船巡逻南越沼泽,带领着那些惟利是图的雇佣兵执行巡逻任务。当雨季结束后,拉斯曼和他的军队就可以自由掌握时间了,所以他决定到越南南部去,与海军快艇船员待在一起。

一天,他来到俱乐部,在那里遇见了克里,克里正坐在那里喝啤酒,他和克里聊得非常投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并且还至少一同执行过一次任务,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拉斯曼看见一位同事差点就在敌人的炮火中丢掉自己的眼睛。

  有一次,克里和拉斯曼把手榴弹扔进了一个巨大的稻米贮藏室中,这个贮藏室是从越共那里缴获的,为了抵御攻击,它由石头砌成。在扔出手榴弹之后,两个人迅速跳开。拉斯曼逃脱了随之而来稻米的爆炸,但是克里就没这么幸运了,成千上万的米粒向他飞了过来,结果非常好笑,后来这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在1969年3月13日的早晨,拉斯曼跟随着克里的小队乘坐掠行艇,跟随着他们一同向Bai Hap河驶去。那天,恐怖事件接踵而至。清早他们便遭受越共火箭筒袭击,炮弹当场炸死了拉斯曼带领的一名雇佣兵。“他活生生地被炸成了碎片。” 拉斯曼回忆道,“在这突然的火力攻击下,我们带着这些支离破碎的尸体迅速撤离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个拥有五艘掠行艇的巡逻舰队沿着狭窄的运河执行巡逻任务,这其中也包括克里的小队。很不幸,一艘掠行艇引爆了一颗水雷,小艇被炸得飞了起来——足足有两英尺高,它的引擎也被炸毁了。后面就是克里的船,爆炸的冲击波无疑让他的船也左右颠簸,此时拉斯曼正坐在操舵室中吃巧克力曲奇。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冲击波抛到了水里。他跳到了水里,尽可能地向河底下潜,躲避两岸飞来的子弹。他五次返回到河面,但是都遭到了炮火袭击不得不再次潜入水底。

拉斯曼幸运地避开了所有攻击,有些人喊着:“有人落水了!”接着几艘掠行艇调转船身,过来营救他。拉斯曼也浮出水面,尽力向克里的船游去。他抓住了船首的渔网,并试图爬上去,但是他落水时间太久了,身体太虚弱了。克里在刚才的袭击中一只手臂负了伤,伤口的血还未止住,他伸出另一只完好的手臂,把拉斯曼拉到了安全地带——这真是一个壮举,如果拉斯曼还保持原来的体重,他恐怕就无法获救了。

就像其他与克里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一样,拉斯曼后来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克里救了他的性命,拉斯曼说:“他应该得到银星奖章。”可是克里得到的是铜星奖章,这似乎与他的成就不成比例,但是朱姆沃尔特在克里的嘉奖令上写道:“在敌军的火力下,克里的冷静、职业技巧和伟大的个人勇气保持了美国海军最高尚的传统。”

 

克里在那天受的伤也为他迎来了第三枚紫心勋章,他也因伤休假两天(前两次负伤后,他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把紫心勋章授予那些受了轻伤的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榴霰弹和一些M40手榴弹的爆炸带来了惊人数量的紫心勋章。”克里的指挥官艾略特这样说,“紫心勋章简直泛滥成灾了。”

但是克里认为这个荣誉对自己来说当之无愧。海军官方人事指令第1300.39号文件中规定:任何曾负伤三次的士兵和军官“都将终结在越南的服役”。

在这个规定下,克里被允许复员。在1969年3月17日舰队队长查尔斯·F.霍恩签发的委任状中,他被再次委任为“波士顿或纽约或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私人助理”。 霍恩是克里在此服役的海岸舰队的行政官员。霍恩说这个调令是“很合适的……得到三枚紫心勋章却没有牺牲,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当时,艾略特担任克里的指挥官,他说,如果克里想继续留在越南,他也可以留下,因为海军规定战士可以放弃(回美国的调令)。西里尔·L.坎默尔是官方杂志《紫心勋章》的编辑,他说一些像克里这样的人,这样受伤但不需要医院治疗的军官,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留下。

艾略特的上司罗伊·霍夫曼说,他并不知道那时克里为什么要离开。克里提前六个多月离开让他颇为恼火。“那(他的离开)让我很生气,在我看来他是个逃兵。” 霍夫曼说,他在克里所执行的行动中担任指挥官。“他就那么逃离了战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评价他的。”

克里早早地便离开了,这意味着他把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队员独自丢在了越南——但最后他的队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他担心自己的队员在以后执行巡逻任务时牺牲,他设法把他们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当梅德罗斯试图留在掠行艇上时,克里“过来对他说:‘我真的很想让你离开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对于他的队员来说,克里是成功的。“克里真的很出色,他把我们全都调离了那里。”大卫·奥尔斯顿说道,他在九十四号快艇上是司职两门50毫米机炮的操控手。“我们并没有赢得越战的胜利,但是约翰·克里却在他自己的战争中获胜了,因为他让我们都幸存了下来最后回到家乡。”

尽管克里所有的队友在越南之旅都幸存了下来,可是至少五个克里的朋友却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鲁的同学理查德·潘兴和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彼得·W.约翰逊。仅仅在克里离开的几天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唐纳德·德罗兹也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阵亡,在克里获得银星奖章的那次行动中,这位船长(唐纳德·德罗兹)为他提供了支援。几十年后,德罗兹的遗孤特蕾西·特拉格将为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写一本纪念回忆录,而书名就取自于德罗兹在写给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着,快乐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这场战争导致的2万名遗孤中的一位。

美国巨大的牺牲让克里越发不了解自己究竟在为什么奉献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美国人成为了解放者,到处受到欢迎,克里在法国的祖父祖母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越南,许多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克里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美军全盘的战略感到不安。许多朋友和无辜的人在这次战争中致残或死去,这让克里更加质疑越战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他回忆道,“我对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愤怒不已。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它真是错到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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