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界援华抗日人士一瞥

绍嗣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地球，战火、报纸和收音机的电波便将世界连成了一片。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从一开始就受到英国人民的关注和帮助。战争伊始，就有一大批英国的政论家、记者、作家和诗人不远万里，历经艰难来到中国，与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他们的勤奋工作和献身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他们的作品向世界昭示了中国遭受凌辱，英勇抗争的真实场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热爱。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上，洒落着许多国际友人的鲜血和汗水。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最早踏上华夏大地的是英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芒罗·勃特兰.( James Munro Bertram) 。1910年,他出生于新西兰一个牧师的家庭，从新西兰大学奥克兰学院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曾到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后参加工党，又到伦敦新闻界工作。因获罗兹远东旅行研究奖学金，1936年1月到中国北平，任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这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陕西的省会一下子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勃特兰以一个记者的敏锐感觉到事态的重大，预测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将出现重要变化，便于12月27日赶赴西安，直至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的当晚才离陕。他不畏艰险，不分昼夜，在事发地作了40多天长时间的全方位采访，搜集到大批宝贵的信息和资料。不久就写作了反映西安事变的大型报告文学《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Crisis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这部长篇通讯作品1937年即在英国出版，1938年更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Sian Mutiny)在美国出版，1939年才在国内出版了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发行的中文本《中国的新生》。全书二十章共十六万七千多字，可谓洋洋大观。基于对世界大局和中国情势的清醒鸟瞰，勃特兰在公正和客观的立足点上，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西安事变的全貌，并以精辟的思辩作出自己的评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和全民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成为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转折点。本书的中文译者林淡秋在初版的《译序》中说：“《中国的新生》不但是一部西安事变前前后后详尽的真实的生动的记录，而且是一幅鲜明的西安事变的背景图，作者从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用活生生的事实示明这一事变的远因和近因。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全中国反日运动之最尖锐的表现，他从壮烈的北平学生运动一直写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场面，实足以惊天地而感鬼神。我不说谎，本书自身是最有力的评证人。”这部书重要的史料价值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1975年美国竟又一次再版重印。

　　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中日双方的真实情况，勃特兰于1937年初夏飞赴日本，他目睹了日本处心积虑发动战争的阴谋，写作《仲夏夜的疯狂症》，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发动侵略的野心。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时，勃特兰正在日本东京，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于7月11日乘船赶回北平。他说：“在北平被围以前，我正好赶回华北，进了北平城。在那旧都的城墙里面，我第一次看见了在北方的中国人的怯懦因循最不景气的抵抗。这给了所有对中国人表示同情的人们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从这个一开战就败退的经验上，中国人却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教训。”他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是全中国人民的民众战争。”离开北平的时候，他独具慧眼地感到中国抗战的希望在西北，于是这年10月，勃特兰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采访，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他拜会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及许多高级将领，11月又渡过黄河，深入到山西前线在八路军部队中采访。他对毛泽东的访问，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中那篇为中国读者所孰知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在战火的砺炼中，他对于抗日战争的认识更深刻了，他说：“把最近七年的历史简缩起来，我们可以说，日本目下的侵略中国战争，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间在沈阳发射了的。中国的民族抗战，它年最先的那些子弹，并不在满洲，或上海或华北前线，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铺满了雪的华清宫的外面发射了的。不了解沈阳，西安和卢沟桥之间偶然的关联，就会不了解远东社会力量的真实动向。”艰苦的长途跋涉直至次年春天结束，它的成绩是《华北前线》(North China Front)一书的问世。这是勃特兰向世界推出的第二本报道中国抗战的著作，1939年在英国出版。同年更名为《没有被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惊险生活的日记》(Unconquered: Journal of a Year's Adventures among the Fighting Peasants of North China)又在美国出版。1939年5月由林淡秋校阅的中文本《华北前线》在上海由文缘出版社出版，不久另一版本的《华北巡回》在香港问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朴直而真实地记录了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满怀崇敬地描绘了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左权、贺龙、王震、肖克、关向应等人的英雄形象，由衷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的民族精神。对于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说：“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从1938年到1941年，他先后担任《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员和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专员，在各地从事抗战宣传活动。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后他作为战俘在港被捕，在狱中他写作了《战争阴影》一书，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获释。新中国建立后，他曾再度访华，又写过新著《重返中国》，勃特兰一生的事业和中国的抗战紧紧相连，是中国人民忠实和亲密的朋友。

　　1938年,在保卫大武汉的怒吼声中，英国诗人(Wystan Hugh Auden)和小说家伊修伍德(Isherwood Christopher)受《新闻记录周报》的派遣，来到中国，直赴已经岌岌可危的江城。奥登1907年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名医家庭，1925年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同时开始诗歌创作并从事文艺活动，曾是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于1937年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曾在军队中担任担架员和驾驶员，并写作了诗歌《西班牙》予以声援。伊修伍德出生于1904年，以写作有关30年代的柏林小说和戏剧而名重一时。他们两人以挚友相处，曾携手合作过《皮下之狗》等三部诗剧。这次联袂来华，一踏上火热的中原大地，他们就被同仇敌忾的血战气氛所感染了，他们沿着陇海线到各战场采访，在前线和士兵有较多接触，行旅中写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的通讯和诗歌。他们还到电台和会场演说，表达英国人民对中国的支持。1938年在武汉的一个文艺界的招待会上，奥登情不自禁地朗诵了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作《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

远离了文明的中心 ， 他完成了使命 ，

他的长官和他的虱蚤便将他放弃；

在棉被窝里面

他便合上了他的眼皮。

冥然的长逝。

当这一次伟大的战争，

将来编成书籍，

他也不会被人提及，

他的脑里并没有带走什么资料；

他的笑话陈旧，做人像打仗般枯燥。

他的名字和他的容貌将永远消失。

啊，欧罗巴的教授们，主妇们，平民们！

请向这一青年致敬，你们的记者

并没有当他在中华变成了尘埃，

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儿女钟情；

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侮辱；

从此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

也有了人！

　　诗作描绘了一个普通中国士兵的质朴和勇猛，歌颂了他以身殉国的牺牲精神。剧作家洪深当场将该诗译成汉语，赢得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首诗是奥登创作的关于中国抗战组诗中的一首，后来被卞之琳再次译成中文发表在《桂林文艺》上，传播甚广，曾在各种集会上为人朗诵。奥登和伊修伍德在中国采访写作约七个月时间，同年返回英国，他们将在中国的作品整理编辑成《战地行》一书出版，由伦敦发拜尔和费拜尔书店发行，全书分为长篇叙事诗、十四行及短诗、战地图片和在华日记等四部分，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们中国之行的全貌。回国后，奥登和伊修伍德仍然关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他们创办刊物《新作品》发表了不少反映抗战的创作，编辑出版了一期“中国抗战文学专辑”。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们在《英国诗人向中国人民致敬》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祝福：“我们认为你们的战争，不仅是为中国，而且是为了我们。同时我们知道中日冲突问题，对于欧美人民有极深的影响。我们愿尽一切力量――虽然力量也许很单薄，我们很惭愧地自认――以帮助中国，并尽力劝导那些比我们影响更大，更有力的人们同样来帮助你们。”诗论家在评价奥登的诗歌时说：他“于是成为诗史上对如此巨大的历史景观加以省视并对如此多变的公众事件加以报导的第一人，他的诗歌主题从而上升为对整个人类和各个文明的命运的思考。”奥登以他的勇敢精神、杰出诗歌和独特贡献为英国赢得了世界声誉，英国曾授予他“英王勋章”。

　　弗雷特·阿特丽(Freda Utley)1898年出生，是英国著名的作家和记者，也是卓著名声的远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关系是她早就关注的一个国际性问题。抗战爆发之前她就出版了名著《泥足的日本》，在她来中国时，她的另一部著作《日本在中国的赌博》(Japan’s Gamble in China)刚刚问世，国内文化界对她的名字早已熟知。1938年7月，她穿越地中海，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经过三个月的漫长旅途来到中国，先后到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考察和采访。由于从对中国曾经有过深入的访问和研究，她对于这个国度是熟悉和亲切的。一到武汉，她对前来采访的《抗战文艺》记者就说：“我未到中国之前，我就钦佩中国文化的高深与伟大。在这次抗战中，我十分相信中国会为世界保存这最高的文化而胜利。”在仅仅三个多月的访问中，阿特丽在各地参加了多次欢迎会座谈会。“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这些集会对我的热情招待，我感到唯一能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方法，是做坦率的演讲，而非一味对主人奉承。”她在集会和电台作了数十次演说，表达一个战友对必胜的信念：“我从未认为，中国能很轻松地抵挡住日本的进攻；但我坚信，只要她能保持国内的团结，只要英美不象日本所希望的那样与其成交，接受亚洲新局势而背叛中国，那么，中国就一定能够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在时间过去了许久以后，她还清晰地记得在武汉的欢迎会上,年青诗人盛成用法语朗诵的诗句：

苦难孕育着希望，

死亡预示着再生。

在苦难深重的日子里 ，

和平 , 是中国千百万人的心声 。

生中有死 , 死中有生，

苦难无边 , 希望永存。

这就是为什么，

　　这渗透着苦涩的哲理诗歌，竟成了她一生中难忘的记忆。在武汉沦陷前夕，阿特丽没能成为“汉口最后一个逃难者”她怀着“最难忍受的生死离别”于10月2日离开武汉。回到英国，她奋笔疾书，完成了十九万字《扬子前线》(China at War,又名《中国在战争中》)的写作，1939年由伦敦费伯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自述1938年她在中国采访的经历，其中有会见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与周恩来、沈钧儒等人的会谈，在前线后方的见闻等。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最后她指出：“欧洲列强的对华政策变化多端，难以预测，一项政策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各列强在欧洲的地位。中国早就认识到任何思想、原则、条款都不能在欧洲列强的对华政策上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认未来是给蛇带来友好还是敌意，中国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人民的意志和决心，反对外来侵略和奴役，并最终取得民族的解放。”这部书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被认为是分析研究中国和远东问题的重要著作

　　主持正义的中英人民的手是紧紧握在一起的。我们只是简要罗列了几位人们最熟悉的来华英国文化人的行止，其它还有如《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的作者哈罗德·约翰·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新西行漫记》的作者、物理学家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给中国》的作者罗伯特·潘恩(Robert Payne),《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红色中国的挑战》的作者阿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等,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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