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校的十年当中，我在学术副校长的跑道上，整整地长跑了七年，不敢说容易。我深深地相信，科大要有成就，一定要靠着人。创建科大，必须“以人为本”；找对了人，就会创造出研究的环境。有了研究的风气，成果就源源而来，有了成果，产、学、研都可兼顾。于是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在“人”上，也就是在“求才”上。 说到底，“人”好找，而“才”难求。也别忘了，“求才”难，“留才”更难。我的工作，都是围绕在这一连串的难上，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很多时候是难上加难。这便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人才难求”和“人才难留”。我举了三个例子，一位是张立纲，一位是杨祥发，另一位是丁邦新。他们三位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前两位又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这三位都是名家大师，在科大求才的过程中，这三位的例子最具代表性。他们都是我自己经手，都是曲曲折折，也多多少少有些戏剧性，都曾经出现过“山穷水尽”的危急，到头来又都是“柳暗花明”，每次我都会说“上天不负有心人”。

　　另外，我也提及了从工作中知道的许多位对科大很有贡献的人。还有更多有贡献的人，我不知道，也就没有细说。科大十年有成，靠的是科大的每一位同事，不只是一两位，或三四位。我写这本书，也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写，别人若是从另一个角度写，一定会写得和我不同。况且，我的人生体验又不寻常：虽没有读过万卷书，却走了何止万里路；睡过街头也睡过总统套房；没读完中小学，却当过大学副校长；在纱厂做过小工，也在中南海做过座上客；几十年来走遍世界各地，看过不同肤色的面孔，也听到过不同言语的声音；再因生活的折磨和煎迫，贫困和歧视，使我把眼光放大，知道个人能力有限。这些经历都影响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着眼点与着墨处。我抓住我认为重要的点之后，就细致地去叙述。但是我没有忘记在结论上不要近视、斜视，要大开眼界。

　　无可讳言，写人最不容易，写人最生是非，所以在我计划写这本书的当初，担心自己不够小心，朋友们也担心我会不够小心，其他的人就担心我的用心，连三联书店都在担心。可是在执笔之后，我的心情开朗得好像是淡云轻风，一切都是凭借着一笔在手时的天地良心。我的良心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褒任何人，更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贬任何人。“直话直说”和“快人快语”是笔者的良心，也是原则。

　　从写人的观点来说，占篇幅最多的就是科大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这也很自然，他当了我七年多的顶头上司，他让我吃尽苦头，也给我享尽乐趣，他鞭策过我，也鼓励过我，他有时把我打入冷宫，到头来还是重用我。所以在我写科大的时候，笔头上处处都有他。可是在我描述他的时候，因为情节不同，有的地方写脸，有的地方写脚，介乎脸与脚之间的部位也写过，统统凑在一起，就是我所知道的吴家玮。于公于私，我会给他打满高的总分。请读者不要只看到他的一只手或只看到他的一只脚的时候就下定论。

　　聪明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我和吴校长最大的差别是，我做事用理，他做事用法。很明显的是他宜于从事，我宜于为人。这也许就是有人说我和吴校长的合作是一加一居然会大于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