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博事件”有制度性“共谋”
众所周知，在讨论“朱苏力招博事件”的时候，论涉到人与制度间的关系或苏力与相关的具体博士招生制度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应当”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是绝大多数文字所纠缠的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之一。在对“朱苏
力招博事件”的讨论中，可以说有一种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朱苏力在此次招收博士的过程中确实是以一种“认真对待人治”的态度将相关的具体博士招生制度“玩弄”或“运作”于掌股之中，而且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下的博士招生过程中也绝非是“一个朱苏力”的偶然现象。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对上述观点做些许追究，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观点隐含着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朱苏力以及与其处在相同位置上的其他博导们不仅是此前而且也将是日后“玩弄”或“运作”这些相关制度的特权者，因为惟有博导们才有资格或权力运作这些制度；二是从这些制度的角度看，甘德怀以及其他报考博士的学生则是相对的弱势群体。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尤其是从“朱苏力招博事件”本身来讲，人们经由上述观点而洞见到这两种现实的可能性，不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实是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方面的一大进展。但是，我个人认为，面对中国当下的博士招生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学术制度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仅仅洞见到这两种现实的可能性还远远不够，因为在我看来，与此相关的乃是这样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第一，这种“玩弄”或“运作”究竟是靠什么而得以在中国年复一年的招博中被践履得如此“顺利”？第二，这种“玩弄”或“运作”，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年复一年的招博中得以“完好地”延续下来并演化成为各种“非正式规则”？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是无力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上述观点之所以无力回答我在上文设定的两个问题，实是因为它本身就遮蔽了我们关于中国博士招生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认识的一个较为根本的视角，换言之，这种观点只追究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力“玩弄”或“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而在实质上忽略了对这种“玩弄”或“运作”所依凭的更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追究，即忽略了对博导们与那些隐藏在我所谓的“消声之幕”背后的人们所进行的制度性“共谋”关系予以追问。
在我看来，“玩弄”或“运作”中国博士招生制度不仅与博导个人的做法直接相关，而且也与驱动其实践的各种非学术性的力量紧密相关；但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种“玩弄”或“运作”之所以得以在中国年复一年的博士招生日常实践中被践履得如此“顺利”，或者这种“玩弄”或“运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年复一年的博士招生日常实践中得以“完好地”延续下来并成为种种“非正式规则”，实是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力“玩弄”或“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与那些隐藏在“消声之幕”背后的各式人等进行交易性的“共谋”所致——后者中既包括长期忍气吞声的考生、包括那些准备来年参加博士生考试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看法的学生、包括那些具有批判能力但却熟视无睹的知识分子们，当然也包括那些日后有可能“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一言以蔽之，没有后者的失语性“沉默”或“冷漠”，亦即我所谓的后者参与的制度性“共谋”，中国博士招生日常实践中的那些“玩弄”或“运作”决不可能如此“顺利”，也决不可能演化成种种堂而皇之地使考生背上“弱势群体”之印记的“非正式规则”。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之阐明中国博士招生过程中那种“玩弄”或“运作”实践所赖以建构的“共谋”关系，其目的主要不是要对“共谋者”本身进行追究，而毋宁是要把我们的矛头直指那张隐藏“共谋者”的“消声之幕”，亦即那种能够使具有“日常正义感”的人们不得不变成“失语共谋者”的“消声之幕”，因为所谓的“失语共谋者”正是安稳地栖身在这张由中国本土的“人情世故”、“利益分配”或“权力关系”等因素编织而成的“消声之幕”背后的，又因为在这张“消声之幕”的支配下，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也只能无奈地把那种“玩弄”或“运作”制度的实践或“非正式规则”继续移交给后人。因此，惟有摧毁这张“消声之幕”，我们才有可能彻底解构在这张“消声之幕”之下进行的各种“共谋”关系。
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上文所述的“失语性共谋者”个体（尤其是那些准备考博的学生个体）而言，在面对中国博士招生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时确实会陷入一种经典性的两难困境：试图经由打破那张“消声之幕”而进行反抗，未必就能够使他／她获得解放，因为他／她完全有可能在考试过程中遭到“暗算”；而试图经由屈服于那张“消声之幕”而参与“共谋”关系，则完全有可能使他／她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两难困境的存在却恰恰意味着这样两个基本的道理：第一，我们欲在改革中国博士招生制度之实践的方面取得进展，第一步当是清醒地认识到这张“消声之幕”对我们的宰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共谋”关系乃是“玩弄”或“运作”制度之实践的基础；第二，中国博士招生制度之实践的改革决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必须要付出大代价的——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群体而言。
然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场改革以及摧毁“消声之幕”的运动已经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始启动了———尽管其间的噪音还很多。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不论我们以发言还是“沉默”的方式说明自己的存在，我们都将注定成为这场改革和运动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呼吁，作为博士生导师的我们，应当本着对那些由衷热爱知识的年轻学生的责任心、应当本着对建构良性的发展中国学术的制度安排（包括中国的博士招生制度）的责任心、也应当本着对中国学术之品格的责任心，对中国当下采用的博士招生制度进行全面且深刻的反思和重构。
（作者为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