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犯罪小说表达了困在笼中的现代人认识外界的努力，那么近年来的身份小说反映了现代人对自我的没有把握和困惑。我究竟是谁？外界可以通过各种人为标签建构对“我”的定位，但我的出发点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一位步入老年却无家可归的妇女在阿泽帕迪（Trezza Azzopardi）的小说《记住我吧》(Remember Me)中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她在一个被人遗弃的破鞋店里安下了家，她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但仍然遭到抢劫犯的袭击；袭击虽然没有伤害一无所有的她，但促发了她的思考。在回忆中，她发现自她幼年被送到祖父家里的时候，她就开始经历身份的危机，地理上的易位造成心理上的错位，身份感在随后不断的迁移中一点点丧失。然而她的的确确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她的幼年，童年，青春岁月和平凡年代，于是她乞求读者“记住我吧”。

　　《雪腿》(Snowleg)的故事发生在英国与德国。彼得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他一直看作是父亲的那个失意艺术家并不是他的生身父亲，他的生身父亲是东德的一名政治犯。他母亲在东德旅游时邂逅他的父亲，但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让地地道道的英国青年彼得崩溃了。一场个人的、心理的危机产生了。他是英国人吗？他能做一名真正的德国人吗？是不是这种困惑说明了他对学校里那些学习尖子的痛恨？为此，他成了德国汉堡的一名医学院学生，他决心在德国把一切查个水落石出。冷战高峰时期，彼得变换了身份穿过那条冷战线，来到莱比锡接受医生训练。他爱上了一个德国女孩子，昵称雪腿，她一度也是政治犯，而且从来没有用过她的真名。彼得的母亲利用在莱比锡旅游期间设法营救他。除了知道儿子想做一名医生外，她连儿子所用的名字都不知道。彼得的世界颠倒了，他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彼得企图找到雪腿，但他必须首先找到他自己。作者尼古拉斯·沙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试图描写的是身份问题、老年问题和虚假的爱与没有爱的两种伤害。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当代罗密欧与朱莉叶的故事，只是这一对恋人在小说中没有死。他们进入了老年，没能战胜遗憾，最后走向空虚。

　　特若罗普（Joanna Trollope）的《兄妹》从领养孩子的角度探讨了身份问题。书中主人公领养的孩子戴维和娜莎莉兄妹在他们近四十岁时，决定开始寻找他们各自的生身母亲。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作者特若罗普倾听过许多个人的述说，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她从多种角度讲述了这些故事，如通过少年视角和青年视角，因此故事讲述得非常精彩。作者认为我们的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根具有更加广阔与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根情况会是怎么样？一位美国人曾经说过，被遗弃的孩子一辈子都生活在被收养人的身份里。作者发现，她所采访的被收养人都承认这一事实。

　　然而被收养也是一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处境决定了身份感。但是身份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现代人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努力自拔从而达到自新，似乎与世俗的生活道德更加吻合。《也算走运》（Some Luck）类似我国的报告文学，以纪实的形式述说了英国流浪汉杂志《大事》（Big Issue）创办的故事。杂志创办人，也是小说的作者约翰·伯德(John Bird)述说了自己多难的童年，以及后来在社会底层的边缘生活。为了使这部杂志能够改变许多人，作者自己的生活首先必须改变，而这对于有过下层社会背景的他并非难事。作者本人青少年时期犯过前科，流浪街头，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创办《大事》是他开始自新的行为。现在英国许多街上都能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在卖这份杂志，卖杂志实际已经成为这些人重返社会的一种方法，毫无疑问，这部杂志改变了许许多多英国穷人。有评论说作品中真实的描写可以与奥威尔的作品相比，但一般认为其中精彩的部分还是那些叙述苦难的部分，这也许是因为写作为作者提供了一种逃离无情生活压迫的渠道。作者坦言，是哈代和D·H·劳伦斯使他认识到，生活比暴力与犯罪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观察家报》评论说，这是一部逝去的伦敦下层生活的真实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