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的科大十年》以及这本书的作者孔宪铎引起许多传媒及读者的关注。今年69岁的孔宪铎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以后，到北京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把自己的著作《我的科大十年》作为礼物献给了北京大学。

　　1991年，一批在北美大学院校从事教研而又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共同携手把世界主流大学的理念带回自己生长的祖国，创办了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伊始，很多人说科大不知天高地厚、气焰太盛，怎能梦想与世界巅峰比高；10年以后，香港科大的科研成果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都被公认为世界领先水平。也许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从来没有一所大学在创校最初的十年就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称它为奇迹也不为过。

　　历任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代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的孔宪铎，参与了创建科大的全过程，他在《我的科大十年》一书中，详细地剖析了香港科大奇迹背后，这群“海归派”教育精英们艰辛的“开荒史”。

　　谈到写这本书的缘起，孔宪铎说：“在中国教育史上，香港科大是一所由一大批留学生协力携手，把一所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公立大学活生生地搬到中国，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书特书。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科大十年以后会有这样一个成绩。而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正在大力地整合、扩招，需要借鉴与学习，我想这本书在国内会有用武之地。”

　　实践，而不仅仅是理念

　　《我的科大十年》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之道”丛书中的一本，丛书策划周雁翎认为，本书是孔宪铎参与创建科大十年方方面面工作的一些经验总结，为国内的高校改革、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自称没有读过万卷书，却走了不止万里路的孔宪铎，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大陆生活了15年，在香港生活了15年，在台湾9年，在加拿大9年，在英国1年，在美国20多年。经过了欧美5所大学：从剑桥到多伦多，到加州大学、马里兰大学，到英国的Warwick大学，而中国的大学也有5所：从台湾的中兴大学、香港的科技大学、山东建工学院、临沂大学，到现在北大读心理学博士。从东方文化圈迈向西方文化圈，丰富的经历使他对高等教育有独特的见解。他说：“读过万卷书是学别人的知识，而走万里路的经历是自己的实践，学到的是自己的知识。”

　　与该丛书中《大学的逻辑》等论述大学理念的书不同的是，《我的科大十年》不重在讲抽象的理论，而是平实而详尽地记录了科大从创建到发展的每一步。从科大的命名到如何选址，从学校的定位到如何选聘人才，从规章制度的制定到一次教务座谈会的记录。孔宪铎将它比喻成一本烹饪书，“这里边理论不多，但是对怎么掌握火候，怎么加入葱姜油盐，讲得特别详细”。

　　高校改革重在游戏规则

　　孔宪铎将香港科大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纳为三点：着眼世界、以人为本和游戏规则。他说：“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就出在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问题出在历史包袱，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张维迎改革遇到这么多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的话可能容易得多。我很佩服张维迎，像他这样没有自私立场、就事论事的人，我们应该支持。”

　　《我的科大十年》最初是在2002年由香港三联出的繁体版，在北京和济南的高校中流传很广。许多高校的校长看后都给孔宪铎致函感谢，并邀请他演讲。

　　在这次北大出版的简体字版中，孔宪铎专门加入“科大经验的总结”一章，针对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情况，总结香港科大经验中哪些经验适合大陆高校改革，哪些不适合，并且对如何制定改革的游戏规则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亲身实践孔子的教育思想

　　按照孔家排辈，孔宪铎是孔子第72代后人，对于这份家世，他只是以平常心看待，但是在内心深处，却依然有身为孔家后代的情怀。

　　在香港科大的时候，身为副校长的他，事必躬亲。大到定决策、礼聘人才，他笑言“这完全是心理攻势、统战工作”；小到经常去课堂考察教室的环境，包括灯光的明暗、是否通风。尽管有人认为他是小题大做，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实践是有价值的。

　　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呼吁，山东临沂需要一所大学。他说，我有今天的成绩，完全是因为我受过了高等教育。我希望家乡临沂的人能像我一样受到高等教育，将来对社会有贡献。十几年不辞劳苦的奔走呼号，终于在临沂建成了大学。而他现在又在为这个大学如何发展、如何提高而操心。

　　在书中，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香港科大十年的奋斗与辉煌，也记录了这个拳拳赤子有苦有乐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