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问：除了理念之外，你认为香港科大的成功原因还有什么？

　　答：科大没有历史包袱。北大、清华的改革也很有理念，很有魄力，但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大推动，是因为改革过程中个人利益受到了影响，改革遭到阻力。从科大的发展历程来看，当时大部分教员是由50多岁的海外回国学者组成的，小部分人是３０岁左右刚毕业的年轻学者，40岁正当年的副教授很少，科大没有什么历史包袱。

　　科大没有论资排辈，没有先来后到，每个人都要受游戏规则熏陶，我们带来了蓝图，由大家共同制订规则，在制订规则的过程中，大家可以争执，但一旦游戏规则建立后，就不能有争执了，大家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北大在游戏规则建立的过程中，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科大在游戏规则的建立过程中，则没有障碍。

　　中国人都要面子，每个人都希望有面子。对已有的制度进行重新整理的话，还是事在人为，北大改革的过程就是如此。在《科大十年》增订版中，我说，如果我是北大校长，我会这样做，新制订的游戏规则，只对后来者适用，对先来者可以宽松。这样，等十年后一批老教授退休，新的规则就确立下来了。对过去的老教授，不打破其铁饭碗，不进行考核，只是每五年总结一次，在教书与研究中取其所长，使其工作有所侧重。

　　问：对于一些名教授，譬如Wolf Prize得主杨祥发，你个人给他很多礼遇，按你的说法是“让他心旷神怡”。你也提到这样的礼遇遭到抱怨。其实在管理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答：最好的人应该得到最好的待遇，这很公平。如果有人能有杨祥发一半的成绩，我会提供比他多一倍的礼遇。这没有任何不公平，因为这些学者给学校带来了声誉。

　　我当年挽留钱大康教授时，他说，“你不必劝我留任，我是否留任，不是取决于科大是不是留我，而是取决于科大会留什么样的人”。（注：第二天孔宪铎即请钱大康担任校级聘用与实任审核委员会主席，他对钱说，“现在要看你替科大留什么样的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留住了优秀人才，才能提高学校水准。

　　问：你在1992年应征科大学术副校长的演讲中说，如果找同时有学术成就和行政经验的，你胜过８０％的应征者。如果加上懂得为人处事这一项，你自信胜过９５％的应征者。你怎么看待“为人处事”？

　　答：为人处事很重要。我有干劲，但不是惊天动地的人，我的优势是行政经验、学术威望和为人处事的结合。

　　我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两篇论文，在《自然》上也发表过论文，具有一定学术地位。没有学术声望，教授不服其管理。但是，即使有学术地位、行政经验，教授也不一定合作。而为人处事，马上可以赢得人心。

　　马里兰大学的总校校长托尔经常说，招募最好的人员，并使其安居乐业。他经常到实验室里，对大家说“我爱你”。人们可以拒绝钱，拒绝名利，但没有人能拒绝爱。

　　大学的行政管理不是对社会上的普通人，针对的是有自信、有成就的学者，对他们要好。对那些自认为比你更了不起的学者，要能容忍。只要是能给学校带来声望的学者，即使到我办公室来拍桌子，我从学校的立场上，认为他们对学校有贡献，都能宽容。

　　问：你曾说“涉足行政，、苦乐半生”。现在你回顾这段经历，如何评价涉足行政？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你会怎样选择？

　　答：有人可以从学术上获得满足感，但当校长，就未必有这种感觉。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还会学术和行政两边都做，当然也要看机遇。

　　回首过去做行政的道路，我觉得自己心肠还不够“狠”。如果现在重做一次，我会更“狠”，比如对一些学术上不够晋升的人，我会严把关，不升他们。

　　孔宪铎 香港科技大学前学术副校长、山东联合大学校长

　　1935年生于山东，著名教育家、植物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植物生物技术，著有英文论文120多篇。中文书籍有《背水一战》、《我的科大十年》、《东西象牙塔》等。曾任马里兰大学教授、马里兰大学生物技术分校代理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及学术副校长。他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后，推动临沂大学的建立，现担任山东联合大学校长，并在北京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基因与人性”。(记者/文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