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

　　20岁以前，孔宪铎只读过2年书。战乱和迁移，让他的足迹在地球上画了一个圈。

　　1945年，10岁的孔宪铎离开老家山东郯城，随家人来到上海。有大半年光景，他在马当路一家炒货店当小工，站在小板凳上，用大铲子翻炒油氽花生米。“那时候，我穿一件褂子，那种盘扣，一看就是‘小山东’。”当时有些上海人看不起山东人，孔宪铎至今还记得沪语“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1986年，他重返马当路，除了炒锅不再，一切依旧。

　　1950年7月7日，15岁的孔宪铎与另两个山东老乡偷偷到了香港，在纱厂当了4年多小工。1941年后，香港科技大学校监（也是当时的香港港督）问他，“你是怎么到香港的？”他说，“这个问题很难答，你是我老板，不告诉你实话，我犯上；告诉你实话，你是港督，势必将我送回去。”最后如实相告。“那英国人也了得，眼睛都没眨，就说，‘香港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54年到台湾，1962年去加拿大，1971年赴美国，1991年回香港创办香港科技大学，2001年退休回到老家郯城，辅佐山东建工学院，目前，孔宪铎担任山东联合大学校监。

　　从纱厂小工到大学校长，孔宪铎的自觉由一次看病经历而起。那是在纱厂干了一两年之后，他因吸入棉絮过多，肋膜发炎吐血。在医生处，他第一次看到医生护士工作的样子，惊觉世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间。于是，逃离纱厂、进入“那个人间”是孔宪铎参加补习班、报名参加台湾大专联考的全部动因，“让知识像弹簧一样把我从当时的环境中弹出去。”

　　1954年，他收到台中农学院（今台湾中兴大学）的录取函。但从纱厂到校园还是有诸多的不适应，譬如自修时抓抓作痒的香港脚，会遭同学白眼，他才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好。在学业和文化上，孔宪铎都须奋起直追。

　　凭着“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的刻苦，孔宪铎的成绩很快从最后几名升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持到毕业。一年后，他拿着朋友们资助的学费，去加拿大攻读生物植物学硕士。几年后，又拿到了博士学位。“我到现在还不太懂微积分，没学过。但我能记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孔冷不丁说。

　　治学

　　如果用国内通行的标准来概括孔宪铎的学术成绩，菜单是这样的：在SCI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科学》上2篇，《自然》上2篇，编著和主编的英文科学参考书14册，中文著作7种。从1974年底到1989年15年间，他的薪俸整整提高了8倍，孔宪铎说，这是仅在美国才有的现象。

　　美国教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笑话连篇，英国教授保守正经、君子风度，而且，“人与人之间好像有着量不完的距离”，显然，孔宪铎是前一类。即便如此，作为一个研究植物叶绿体DNA的科学工作者，孔宪

　　铎终有一脸肃然、百感交集的时刻——那是在剑桥大学研习时，他被同事带到一间咖啡馆，同事指指某个角落，告诉他，当年J.Wason和F.Crick（双螺旋结构的两位发现者）就是在这里讨论DNA分子结构的。以后每次经过，他都会停步缅怀。

　　孔宪铎的象牙塔生涯，始于1958年夏，受聘于台湾省立农学院（今台湾中兴大学）助教。在那里，他领教了人事权：系主任的决定取决于他的好恶；而他的好恶，取决于谁的嘴巴距离他的耳朵最近。凡此种种。

　　比较东西象牙塔，孔宪铎说，竞争在中国，很不寻常，往往要有你死我活的气势，要靠心狠和花样，不靠自己强，要靠丑化对方，如同赛跑的人展示的不是跑步的技巧，而是绊人的伎俩。因而，竞争在中国，有点荒唐。而在西方，孔宪铎回忆说，争斗归争斗，教授们似乎还能恪守最后的底线：学术良心。

　　孔宪铎在马里兰大学度过了18个寒暑。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他用了6年时间。这在美国的象牙塔里，算快的。第一次涉足行政工作时，遇到一个处处示以“下马威”的顶头上司，孔以一个“新鲜、实际可行、没有花招、没有空话”的三年计划打动了这位老兄，共事久了，终成好友，对方还花了两个周末为他做了两个大书架。

　　及后至代理系主任，再至担任学术副院长，他对塔内的游戏规则已从切身体验上升到醉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