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师欣　沈颖

民工第二代 周浩／摄

　　目前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差不多有1亿，保守估计，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之间，这已经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这群以农民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孩子，他们在怎样成长，他们又会长成怎样的人？

　　新市民

　　“他们从小在城市生活读书，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是制度把他们排挤到城市的边缘。应该称呼他们为‘城市新市民’。”

　　4年前，北京社科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

　　“我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个选择，即：不知道。”

　　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就有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

　　这个结果令韩嘉玲心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她甚至不愿意用“民工第二代”这个词语来称呼这群孩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阳光的词语：“城市新市民”。

　　按照韩嘉玲的划分，这部分“城市新市民”分成四类：1.从小跟父辈来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2.守在农村的“留守儿”，长大以后跑到城市，投靠父辈；3.处于来来回回的状态。小时候在农村呆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到城市里读小学，因受到户籍制度的牵制，初、高中又必须返回农村；4.跟父辈打工进入城市，后来又从农村考回城市，读大学———这是一部分非常少的人群。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很难把这些孩子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字联系起来。城市新市民，听起来更像个美好的希望。

　　矛盾体

　　“自卑，自尊，差别，迷惘，根植在民工第二代心里，农民工子女正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2003年9月北京有了第一所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明圆学校。北京市教委表示承认一批正规的打工子弟学校将是一种趋势，北京市努力使农民工子女正常上学。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明圆学校支教……”

　　一个月后，中国农村研究网发表了这位支教者刘治敏的文章，得出了如上那个结论。

　　面对着繁华的城市，他们只能在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能在北京考学，不能有足够的零用钱，甚至不能像北京孩子一样进一些娱乐场所。一个初二学生告诉调查者，他每天3点钟起床帮妈妈进货。

　　他们承受着父母的高期望，却很难从父母那里得到关心和指导。事实上，这所学校弥漫着厌学的情绪，有2／5的孩子在调查题目中选择了“学习是最烦心的事”，一个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对不起辛苦的爸妈，但真的学不进去。”

　　他们庆幸来到北京读书，这使得自己比家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的见识和生活经历，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又敌视而隔膜。这是如此隔膜的两个群体，有些孩子甚至觉得北京人就是靠着租房子赚钱。

　　他们不愿意重复父母的生活，也不认可周围城市人的状态，一方面羡慕崇拜城市人，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些都不属于我。

　　“城市接纳农民工子女不只是个户口问题，文化心理上的因素更为复杂。”刘治敏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