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要知道，这个人群肯定不走了，回不去了。可不像城市人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不知道明天，无法、也不敢规划未来。”

　　王春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用另一个阳光的词语来指代这群孩子：“城市新生代”。他随后强调，新生代的孩子依然在延续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家乡。

　　《新京报》的一份调查反映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77.5％表示想留在北京。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少。他们普遍对农业、父母这代人持否定的看法。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交往圈变得越来越小，对农业活动缺乏感情和兴趣，他们会批评农村人“太土，不卫生”。

　　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平台，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向上提升自己将越来越难。他们只能在彷徨中生活。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王春光曾经在深圳采访过几个农村孩子，对方明确表示：干不好就去抢。

　　“手拉手”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这些孩子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爱和关怀。”

　　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心理失衡问题，并试图有所作为。这些尝试包括：给民工第二代的孩子提供心理辅导；给他们提供与城市孩子接触的机会。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借读费，辟出公办学校专门招收流动儿童。

　　“学校是最自然的融入过程。虽然这些孩子在公办学校有诸多不适应，但是让他们越早进入公办学校越好，这样他们更容易进入城市主流生活，在城市拥有更多的朋友。”韩嘉玲强调。

　　但是一些进入了公办学校的孩子已经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故事：“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来了。”

　　不接触，会产生隔膜；接触，则可能遭遇歧视。迄今为止，这还是没有太多经验的领域。这也显然不只是孩子们的问题。

　　两个月前，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开展了一次活动，通过报纸征集，让10个农民工的孩子与10个北京孩子“同在北京手拉手”，报纸上事先登出了参加活动的农民孩子的愿望。

　　侯丹丽　看看故宫

　　侯战强　能去课本上写的景山看看

　　闫磊磊　想有属于自己的《奥特曼》故事书

　　丁亚文　吃一次生日蛋糕

　　陶帅住一次楼房

　　孙赢赢　去动物园看老虎

　　陈欣想要一个新书包

　　李贝贝　得到一本英汉词典

　　李蓉蓉　去一次动物园

　　张军希望能去香山爬山

　　而他们想教给城里小孩的是：

　　劈柴、叠炕(叠被子)、拖地

　　做清炒土豆丝，特别好吃

　　炸油饼油条、包包子

　　炒饼丝、擦盘子、倒立

　　……

　　10个北京家庭满足了10个农民工孩子一天的心愿。这些孩子的心愿竟是如此朴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