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理念（The ideal of universities）：

　　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

　　在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里（中国当然不例外），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高等教育的机构。比如说，在古希腊有哲学先圣柏拉图执教的Akademia，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学院”。在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虽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过重要的贡献，但都不是今天我们所隶属的“大学”的直接来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学不是来源于古典时代，而是来源于中世纪末。在公元第十一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Bologna出现。今天，University of Bologna 还在那儿开着呢，有将近六万学生，国际上有影响的高等教育会议时不时地在那儿举行，就是大家对这位“爷爷大学”高度敬意的表示。在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大学”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制度 (a societal institution)，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诞生了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然后近代大学体制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中欧，以及欧洲人的殖民地美国等地方。（参阅Philip W. Goetz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Vol.12, pp.165—186.）

　　大学从它在近代初期一出现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人，还是不在大学里面工作的人，都对大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没有停止过探讨和争论，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学的“理念”，那个关于大学的ideal。

　　关于大学的理念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请阅读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一书中的第一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1年新版）。这是我在中文出版物里见到的有关该话题的最好的书籍之一。）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在西方对于这个问题回应的主导思想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化的机构，目的是培养颇有学问的青年绅士（The college emphasized on the ideal of developing the gentleman scholar）。”（引文见于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Danbury, CT: 1995), Vol.7, p.241.）稍后时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概括的，是英国的教会学者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他在1854年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时写的一本书《大学的理念》，堪称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广为人知的经典之作。所以说，直到十九世纪初，关于大学的理念，主流是强调传授知识，传授为人之道。

　　到了工业革命的全盛期，也就是到了从手工操作机器的阶段进入复杂的重化工业阶段的时候，关于大学的理念，也有了相应的变化，这个潮流是由德国思想界引导的。德国当时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国务活动家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t，亦译为“洪堡德”）——柏林的Humbolt Universitat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强有力地争辩说，现代社会里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从事教育，它还同时必须从事研究。他所憧憬的那种“精英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应该以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来给学生提供一种人本主义的教育。（我感谢Dr. Carsten Holz 和Dr. Erik Baark 两位同仁在本段引语之诠释上提供的咨询。）换句话说，大学不仅仅要传授知识，它的同样重要的功能是创造知识。在现代历史上，在这个领域里，洪堡是喊得最响亮的一位改革家。根据他的理念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学，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它是“所有现代大学之母” （the Mother of all modern universities）。（参阅对此一篇挺富于诗意的评论：William Hoffman, “The Doric Column—The Modern University” (22 February 1999, pp.1—10). http://mbbnet.umn.edu/doric/fairytales.html.）当年，蔡元培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理念回到了中国。（参阅“旅欧杂志社”编、陈三井校订：《旅欧教育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1996年5月版）。）大家不要忘记，当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同时也是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身兼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和最重要的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就是深深地受到洪堡的观念的影响，即现代大学不仅仅是积累和传授知识、文化的机构，大学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的机构，是研究的中心。（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南港，1993年6月），第22期，下册，第235页。这是大学理念的第二个阶段。）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工业社会、现代国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专门、系统的训练，他就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已经不能对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涉及本行业的事情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管理的时候，第三种大学的理念就提出来了。它指出，大学不单是一个教育的机构、一个研究的机构，大学还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机构，意思是说，我们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的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系统的训练，一个人将来找工作就只能做体力劳动，不能做脑力劳动，不能做管理阶层的工作。美国是兴起对大学职能的第三种见解的主要地方，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陆陆续续地兴办了一些“高等专业技术学校”（professional schools），涉及工、农、商、军事、师范等行业。不过当时也有对这种观念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就连哈佛商学院的创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里插一句，欧洲越是古老的大学，对开办专业学院越不热中，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开办商学院，因为那里面传统的大学者们不认为商学院属于“学术”的范围，所以它们的商学院在世界上目前还排不到前列。这里要补充一句，牛津大学校方是在2000年才正式推出方案，创建The Said Business School （沙依德商学院）。 牛津大学的许多教员对这所新学院很是瞧不起，认为商业管理的研究和教学与具有近九百年历史的牛津学术传统匹配不上。校方花了很多功夫，才平息了这场愤怒的老派学者们的“造反”。商学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吸引来不少的捐款，设立多个教席。它的追赶目标，当然是美国的那些一流工商管理学院。不过，牛津大学校方至今还是不敢走得太快，他们虽然也仿照美国的富有的私立大学，开办了“大学发展办公室”，专职向校友和社会募捐，但是却把办公室塞进一条狭窄的小街，旁边是卖烤羊肉串的小饭馆，真是难为了它!(参阅Graham Bowley, “Feature: University Challenge.” Financial Times, 15 October 2004.)当年在美国争论的关键是，大学的“服务”职能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大学提供的对社会的服务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它要区别于一般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院？逐渐地，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学校——它们原来是独立运作的——就被整合进大学里去了。

　　所以，简要地说来，近代以降关于“大学”的理念大致上有三种。和这三种理念相配合的，是世界上大学模式演变发展的三大步。第一步，在大学理应是教化的中心这种观念兴起的时候，根据地是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第二步，在大学应该是研究的中心的观念抬头的时候，它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在德国。第三步，关于大学应该是一个为社会需要服务的机构的观念，主要出自于美国。

　　而我们知道，就今天西方的情况来讲，一所典型的综合性大学一般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这三个部分正好对应于我刚才所讲的大学的理念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所典型的综合性大学，它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最古老的部分，实际上是the 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本科生学院)，海外华人学术界把它翻译成“博雅学院”。“博”是广博的意思，“雅”是文雅的意思，就是要教化人，主要是教授古典人文学科，即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等，和数学、自然科学。这是核心，是现在世界上所有最古老的大学的核心部分。然后，在这个核心之外，一定要有一个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集中了各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学制度下，研究生院和我们中国的研究生院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研究生院注重的是主要学科的基本研究和对研究生的训练。这两部分之外，还有第三部分，即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包括法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院（或外交学院）、新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神学院、教育学院、建筑学院（或城市规划学院），等等，是针对某个行业培养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当然并不是一所大学里所有这些专业学院统统具备，多半是具备其中的几个。

　　以上所说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一所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里典型的三大块，这三大块刚好对应我们刚才所讲的有关大学的三种理念。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大学在工业化和半工业化的国家里迅速扩张，它的扩张速度是惊人的。从量的方面来看，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大学的机会也还是不那么普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课程日益普及，现在几乎成了大众化的训练。1950年，全世界约摸有三千五百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大约是六百六十万人；到了2000年，达到三万所，在校的大学生有八千零五十万人。(详阅The Statistics Divisio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ed.),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January 2003), “Table 9: Education at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

　　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种人类活动或组织机构，当它们增长并且积累到足够多的数量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分化分层 （differentiation），会出现好的，出现差的，也会有中等的，大学也完全是这样。当大学在量上有了这样迅速扩张的时候，大学自己就发生分层了。因为绝大多数的大学，可能一开始都会想自己同时发挥刚才所讲的那三个功能：想成为领先的教育机构、领先的研究机构、领先的专业培训机构。但是，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大学才具有这样广泛的资源和机会，做到在三个方面齐头并进。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大学开始划分类型了，要给自己定一个位。我今天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类型的大学中最惹人关注的那种，集以上三种职能为一身的大学，而所有的这三个职能都围绕着一个最重要的职能来发挥作用——把知识的创新、观念的创新当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和目标来追求的大学。这类大学一般被称为“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它们在高等院校里所占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少，虽然它们的绝对数目在缓慢地增长。以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在全国二千二百所具有资格授予“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院校中，有一百二十五所被卡内基基金会定义（The 1994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System）为研究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