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制度的核心要素

　　这个委员会通常是三个或者五个委员，接到一个教员的申请后，要做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他们必须确定申请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应该放进哪一个框框里。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各学科研究活动呀，广得不得了，同时又精细得不得了，你把申请人放在哪个学术分支里，就决定着他将被哪些人所评审。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做经济学的，如果把你放在产业经济学里面，那么就决定着做数量经济学的人不大可能来评审你，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人放在研究中国转型经济这个很经验的领域里面，那么做基本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就不大可能来评审他。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它特定的强点和弱点，因此评审一个人的时候相应地用的是一组包含有特定专业要素的标准。你要是想让哪个人的日子难过一点，你尽可能地把他的学科放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去，那么他遇到的大牌学者就会越多，他们用的标准就会越苛刻。这个程序性的权力真是非常重要。

　　第一步是把他的研究领域对上一个号，然后下面第二步更重要的程序运作，就是决定——我把它称作“一界”，这个一界就是外界，和你本校没有人事关系的外部学术界——在这个一界中间，挑选哪些人作为匿名评审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匿名“审”你。科大选择外界评审人时有“六不准”的原则：不可以是你原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们；不可以是与你共同发表过论文、论著的人；不可以是与你共同主持一个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你过去单位的一个系里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现在单位的同事；当然不可以是你的亲属。这“六不准”的用意很明确——使评审尽可能地客观公正，尽可能地排除人情的涉入。“外界”和“匿名”是这个评审制度的核心要素，重中之重。

　　在程序上，申请人自己可以提名，说我希望有哪些人来评审我，但是根据科大的制度，由本人提名的外部评审人的意见，不当作有效的选票，只能当作不具有约束力的参考意见。这么一来就在地下挖了一个“陷阱”，你提的可能支持你的人名越多，最后这些意见起的总体效果就越小。你没有提名的、而由委员会挑选的每一个评审人的意见都作数，都算一票。在有些人的建议下，后来加了一个回避的条款，就是申请人可以提一个名单，要求谁和谁不作评审人。这是公正的，因为有的人一辈子就研究那一个专题、专门就批评那几个人，你如果把他交给他们去评审，那不就是撞到枪口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吗？申请人可以提出一个回避的名单，但是回避名单也不可以列上几十人、上百人，你拿出来那么长的名单就麻烦了，全世界你那个学科里比较好的学者也不过一二百人，你都列上去就没有人来评审你了，所以通常回避名单也不过三四个人。

　　一个申请人要多少外界的学者来评审呢？科大的系级委员会倾向于认为，晋升为副教授同时得到长聘很重要，通常会请至少七八位人士，但回来的评审信不一定有七八封啊，有的人出去度假了，有的人正在办离婚，还有的人不愿意为你评审。如果少于五封是不行的，必须增加。委员会选什么级别的学者来评审是有争议的事情，直到现在还在争议。科大里面的一部分人——可以把他们称作理想主义者——说，我们找评议人，基本上应该是找在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相当有成就的、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功成名就的大教授，因为他们可以很准确地判断本学科里其他学者的学术素质，为我们的评审把好关。但这样的高标准一贯彻下来可就是个麻烦事：科大有的系开始的时候，经常请的外界评审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委员会寄信给他们会附加上一句话，说在阁下看来，我们的这一位申请人，如果是在你所在大学的系里申请升级和终聘的话，你会不会投他赞成的一票？有的美国大学教授就说，你们怎么跟我们比啊，你们大学在世界上排名第几？你们那边的评审标准怎么跟我们MIT、哈佛、斯坦福、芝加哥是一样的？我也认为科大出去的信里的那句话有点过分，后来有些人提意见，说这句话实在是有点不自量力。以后就把这句话改成：在阁下看来，我们的这样一位申请人，在美国非常出色的研究型大学里，有没有条件得到提升和长聘？我认为这句话是比较贴切的，让科大的被评审人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

　　这里我要为科大创校的那一代人辩解一句，他们都是科技出身，大部分人自己都是在国际上本专业里很出色的。科大创校的那一代人里除了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其他的国际上出名的学术奖项几乎都有人拿过，所以他们认为要坚持这样的高标准。

　　好了，这样科大的系级委员会就把请求评审函向七位——为了措辞方便，我们就说七封吧，其实经常是七封以上——外界评审人发出去，所有发出去的函和回来的东西，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回来的，是正式的信函，还是不签字的、传真的、Email的，必须一字不差地原本保留下来。保留这个档案的人，不是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个专职的秘书，独立的档案管理，以防止有人搞猫腻。这七封函出去以后，申请人的命运大体上就在七封回信里面了，关键就看七封回信怎么样来评价申请人的学术成就，所以我把这“一界”戏称为“生死界”。因为是外部人评审，这个过程就很难被一手包办或控制。有些人想帮忙，比方说评审委员会里面恰巧有一个委员，跟申请人关系很熟，他就会提名，说加州伯克利大学或者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个教授，是不是可以请他们？他指望他所熟悉的外界的教授，能够为他所喜欢的申请人讲好话。这是可能的，但是结果并不太牢靠，经过几年的观察我们发现，只要是贯彻了“六不准”，就增加了随机性，结果很难被控制，外界评审人不一定作出你所期待的那种评鉴。我们从比较法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知道，一个公正的选举制度，它的程序是事先确定的，但是它的后果应该是不确定的，这样一来人们才会去竞争。这个道理跟投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投资进股市的结果是确定的，张三肯定亏本，李四肯定赚钱，谁还会去投资啊？对不对？科大的外部评审规则导致的结果之不确定性的增加，大大地保证了——虽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评审的独立性。

　　在评审委员会请求外界七位评审人的时候，要随函附上申请人的自我评介，对他自己过去做的研究有个总结报告，要写至少三到五页，就是他过去六年或八年里在某个领域做了哪些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做出的贡献是哪些，是理论上的，还是方法上的，还是资料收集整理上的，把这些都写上。当时一个争论的技术问题是，要找外界的七个人来评审他，你应该送出去申请人的几篇（部）论文和论著？因为有名的教授们每年接到的从各个大学来的评审请求是很多的，为此每年要评鉴上百篇（部）的文章和书籍。(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对此最激烈的批评，是指责这种免费请人写评鉴信的方式，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愚蠢行为，因为写这类信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而你又不按劳付酬，你怎么可以指望写信人会普遍地认真做义务劳动？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就遵循经济学的常识，给每一位写信的评审人一千美元。详阅Deirdre McCloskey，“The Random Insanity of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rch 1, 2002, Page B14—15.)香港科大还算比较客气的，给每一个外界评审人一百美元，一百美元算什么啊？仅表示谢意而已。在这个技术问题上，香港科大的第三任学术副校长张立纲教授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张立纲很了不得，是全球华人中的两位“五大院士”之一(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海外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和“香港工程学院”院士。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荣誉称号。张立纲是半导体物理、材料科学与器件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前沿领域——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工作在这一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开拓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科大的第一位University Professor (前面试译为“顶级教授”)——，他说，所有的申请人，如果对自己做的研究和本学科有很好的判断力的话，可以只送出去五篇论文就够了，如果有这样的自信心，只送出去自己认为做得最出色的东西，不鼓励以量代质。可惜像张立纲这样的世界级的科学家提出的高标准，后来发现很难普遍坚持下去。有的人做了六年，要他拿出来五篇论文，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他心里就会嘀咕：我只送出去五篇，每篇这么五页、十页的，别人会不会认为我六年的成果太少了，只做了这一点东西啊？所以一般来讲，申请人做的研究开创性越是不明显，越是会倾向于送出去多一些论文论著，那样给评审人的印象更深一些。不过很多外部评审人申明，不能超过十篇（部），超过了他就拒绝读。

　　等到外部的七封评鉴信寄回来了，科大的系级评审委员会就要仔细地研读，对来信字里行间的分析非常讲究，因为有些美国大学教授回来的信里话不会说得太露骨。为什么呢？这里边牵扯到美国的法律——香港起先没有这样的规矩，科大现在也引进了——，在美国，法律上允许申请人有一天要求来看评鉴信，万一看出来这个信中对他有严重的不实之词，害得他没升级，他可以上法庭打官司，所以美国的一些教授就怕惹事，批评的话说得委婉一些。后来科大采取了一个办法，把所有来信中能表明评审人的姓名、单位名称的信息全部涂掉，然后才允许申请人去翻看。他可以猜测是谁写的，但是他不可以在法律上举证，这是为了保护匿名的外部评审的严肃性，尽可能地让别人讲实话。

　　根据我对科大这几年的观察，如果七封信里面有六封信对你这个申请人很支持，一封信是模棱两可之间，那么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如果七封信中间有六封信是非常肯定的，一封信对你是否定的，可能对你升级的影响不大；如果两封信对你是否定的，你的机会就大大地下降；如果三封信是否定的，那根本就没希望了。所以外界评审人的意见是最关键的，越是来自知名大学的知名学者的评语，分量越重。

　　对外界评审信仔细研读以后，系评审委员会就要把申请人三个方面的贡献，研究、教学、大学内外的专业服务（比如担任校内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校外学术期刊的编辑），写出一个综合性的评语——当然研究成果是最重要的方面——，然后把七封信原样送给系主任。如果系委员会对申请人是投赞成票的，系主任也是赞成的，那就到了学院一级。如果系委员会赞成，但系主任反对，那怎么办？这个申请个案也得要递到学院一级。如果系委员会和系主任都是否定的，这个事情就完了，不要再递上去了。

　　到了学院这一级，院评审委员会最倚重的，仍然是看那外界来的七封信，它对系委员会的评语不怎么重视，对系主任的评语也不怎么重视，因为这些都是内部人的意见。学院这一级的评审委员会和院长分别作出独立的决定，两正，就递上到校一级；一正一否，也递上；两否，这个事情就完了。最后到校一级，系、院、校三级里面最后的生杀大权在这一级。学校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是七位或九位，大部分委员跟你申请人的专业、跟你的系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委员既然不是你本专业的，那么他们凭什么来判别你呢？很明显，最重要的还是凭那外界的七封信，虽然系里面和院里面写什么评语，他们也看，但不会太倚重。

　　学校这一级的否定比例非常之高，因为他们是最后的把关人。而且在这一级科大定了一个非常狠的附加条件——我认为这个条款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是非常聪明的——：你们系、院不要自己在底下做好人，把矛盾、难处理的个案都推到校一级这儿来，到时候“拿刀砍人”的事情都是我们干，人情都是你们做。哪一级提上来赞成的个案，在上面一级被否了，这个人走了以后不是空出来一个名额吗？这个名额将由作出否决的那一级收回控制。比方说你这个系里的编制是十个教员，你要做好人，每一个申请个案都通过，到上面学院里被否了，这个名额由院里收回，不重返到你们系里去。校一级否定的，不重返到院里去，由校一级收回。你系、学院的编制少了，但你的工作总量维持不变。狠哪！这样一来，每一级评审机构都要敢于得罪人。这个制度环节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一开始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做好人，这是人之常情嘛！一直到这个附加条款出现以后，情况才开始改变。

　　校一级委员会里这些人因为和你的专业基本上没关系，他们拿的是所有科学研究通用的基本规则来衡量你，这也是最苛刻的标准，尤其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这些“近似科学”而言。如果委员会同意了，它就会递到分管学术的第一副校长那里。如果学术副校长也同意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成功了；如果副校长不同意，那怎么办呢？副校长可能会把他的否决意见作为终审决定（假如是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终审权在校长手里）。即使委员会同意了，如果被学术副校长否决了，申请人还有一次申诉（appeal）的机会，他可以要求对他的案例进行复审，那么副校长就要组织一个特定的上诉委员会，来重新评审这一个案。不过，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上诉个案都是被否定的，就是说上诉是可以尝试的，但是成功的机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