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学是走新路还是老路？

　　上面我讲了原来香港的大学体制的三个基本特点。下面我讲第二部分，就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殖民主义政府快要退场了。这点我倒挺佩服英国的官员，他们临走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多年积蓄下来的钱胡乱花掉。据说——我这是私下里听来的——，当时他们讨论，说我们积累了这么多的钱干吗？提了好多的建议怎么用它，后来英国人就说中国人重视教育，我们治理香港一百多年，临走的时候留给香港老百姓一份礼物，让他们记得我们。结果他们决定把香港积累的巨量财政节余的一小部分，总数有三十六亿港币，拨出来建立一所新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就是这样成立的。不过后来香港的赛马会捐献了很多钱，差不多二十亿港币。建校阶段政府和民间双方的总投入加起来，有将近二十亿美元，否则不可能有这个学校的。(参阅Paulette Flahavin, Building A University. The Stor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HKUST, October 1991), pp.10—12. 在当时的香港，有一些舆论批评香港科大建校耗资太多，这里面有很多的误解，因为在这之前香港并没有开办过研究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大学仅仅在研究设备的费用上，就会高于普通的高校。)

　　香港科大建校的时候，在创校的那些少数人面前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非常清楚的：你要把香港科大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你是想办成一个香港现有的高等院校那样的大学的话，是阻力最小、最不招人争议、最能够顺利操作的过程，对不对？另外一个选择，是走出一条办大学的新路子，引进一个新体制，发展出一个跟香港现有的高等院校不一样的新型大学。

　　很幸运的，后一种观点在科大创校的那一代人中间占了绝对的上风，因此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了，一定要像美国的那些优秀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一样，按照它们的体制来创办香港科大。这种观点在香港科大创校期的顾问委员会——它的成员都是国际学术界的名流——里也占了上风，其中以当时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表达得最鲜明，他回顾说：“以前香港政府办大学，只是想在殖民地里培养一些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人。他们的科学研究，突出的成就并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年，变化很大。新办了科技大学，拨出了许多钱办教育和文化，吸引了不少人和学者到香港。……香港的大学要提升，要发挥作用，一定要定位成一种世界性的或地域性的大学，即超出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创办的时候，校长吴家玮请我当学校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把科技大学办成世界上一流的大学，你就不应该把科技大学定位在香港这个小城市上面。既然现在有钱办这个大学，一定要把眼光放开一点，要考虑到中国整个东南沿海的发展，要考虑亚洲的未来的发展。”(详阅高宣扬：《李远哲谈跨世纪科学——兼谈哲学、社会及人材培养》，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5月号，第25—26页。)当时他们找的样板——当然他们也有更大胆的口号，在我看来是非常远程的目标，就是要把香港科大办成“亚洲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呀，那是很遥远的啦——，他们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找到在美国不算第一流的，但能算第一点五流的州立研究型大学，找了两所这样的大学的制度来做参考。这两所大学在美国的大学中间能排得上前五十到六十名左右，但进不了前二十五名。找到了这样水平并且是州立的大学，而不找私立大学，因为美国私立大学的制度太不一样，很难引进到香港来。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在华盛顿市附近，一所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找了这两所大学的制度作为参考样本，然后呢，就设计出来香港科大体制的基本架构。

　　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有一个了不起的爱中华情怀。创办香港科大的那一代人中间有很多是当年海外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说，我们到香港来创办一所新大学的目的，第一步当然是为了香港，但不仅仅是为了香港，更是为了1997年以后的大中华。(他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于日后他们专业上和社会服务上的取向及活动方式，有深刻而又细微的影响。参阅两本传记：孔宪铎：《背水一战》（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9月第一版，该书的姊妹篇《东西象牙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4年9月“教师节”前夕出版发行）；刘晓莉：《田长霖的柏克利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因此我们不要和本地的大学比高低，那样太小家子气了。我们要珍惜香港纳税人的这笔大钱，要在给定的资源的情况下，为香港，进而为整个中国引进最好的人才。他们当时的有些做法很“绝”，在香港本地引起了很多的反弹。举个例子，他们招聘人就是不向香港的其他高等院校开放，因为“你们人已经在香港了，已经在为香港服务了”，科大的目标是花力气到美国、到欧洲去找人才，把这些专业人才找回来，为香港服务，为中国服务。这弄得香港教育界有些人当时的反弹非常大，说这些人瞧不起香港，拿了香港的钱，不想招聘香港高等院校里的人做事，反而到美国、到欧洲去找那种天上飞来飞去的人。类似的话讲了很多，但几年下来，情况就明朗了，如果当时只把眼睛盯在香港本地的人力资源圈，那只会把科大办成与其他的香港高校差不多的一所大学，后来的香港高等教育界就不会出现非常大的转变了。(详细的回顾可见一篇生动的关于香港科大几位创校者的报道，以及追随者的感怀：《封面专题——“五月花”号回航》，《南方周末—名牌杂志》（广州：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004年5月号，第62—93页。)

　　虽然科大创校的那一代人有这样好的一个想法，目标高远，但他们所面临的约束却很大，因为香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依法治理的社会。每一所大学创建的时候，大学本身的宪章（The University Ordinance）要经由立法会通过，你不可以不通过立法的程序去改变它的条款，这个框架在那儿，你不能随便地去变它。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务员制度——大学人事体制后面挂靠的那个东西，你一个大学是不可能去改变它的，那是一个延续下来的大制度，而且挂靠它也有好处，就是基本上保证了大学的常规运转的财政来源。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科大的创校一代等于是两只手中有一只手是捆起来的，不能大动，只有一只手可以做力所能及的改革。当时动那个大的基本框架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中的有心人就选一个环节来改，改这个大学教员的聘用、晋升制度，说这个我们可以改。为什么朝这一块下手？他们认为办好一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大学的教员队伍搞好，这一块办好了，对整个大学的生态会有潜移默化的、具有动源性的正面刺激。我后来把这个经验总结成一句话：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如何进人，如何留人，如何走人。

　　我先简要地讲一下科大的教员招聘方式，就是“进人”。它跟美国现在的主要研究型大学在招聘教师时一样，都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即申请者必须有博士学位（Ph.D.；欧洲国家的学位名称多样化，只有最高的那些学位等同于美国的Ph.D.），因为这是考察一个年轻学者是否经过专业上的系统训练的指标。录取教员的程序非常繁复，当有空缺职位时，系里会成立专门的录用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在国际范围内招聘。首先，会在至少两家英文的、一至两家中文的专业期刊或报纸上公布招聘信息；第二，必须在广告上明确宣布选用的标准和报名的截止日期；第三，委员会由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搭配构成，有独立运作权，所有的工作流程和资料都会留有记录，供将来需要时查询。如果有一个空缺职位，一般会在所有应聘者中先筛选出十几二十个人的长名单（a long list）；经过进一步考察后，从中挑选出五六个人的短名单（a short list），进行面试，包括作专题学术报告。最后确定出两三个人，对他们进行无记名投票。然后委员会将投票结果递交给系主任，系主任可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投票结果连同系主任的意见会上交到学院，由学院一级的录用委员会复议，主要是就程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审核，再由院长签署意见，再上报校一级讨论、批准。在整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程序上有不规范行为，都可能负上学校纪律的或法律上的责任。在应聘者的各方面背景中，各级录用委员会和系、院、校负责人最重视的是他（她）的研究成果，即在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刊物或出版社有多少论文或著作发表，其次考察他的教学能力。这样慎重、严谨、公开的进人制度，大大抑制了只重人情关系、不问学术水平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