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风险管理现在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做你热爱的事情；第二个是热爱你做的事情；第三是测算机会成本，从职业上推算三五年后的职业发展方向；第四是生活成本、生活的风险。其他还有没有小的方面？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我在这里忍不住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女孩子，只有二十八九岁，要出国，疯狂地要出国，我总觉得有问题，最后我告诉她，出国回来的话她的收入绝对不会比现在高。那个时候她已经三十二三岁，还是单身，我就帮她作了一个风险计算，结果发现在职业上，留学不如不留学。那么她到底要追求什么呢？最后我发现她有一种盲动心理，而且盲动心理的根源是她其实在追求个人的发展。

　　俞：其实这就是你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留学集体无意识”。

　　徐：但是就这个女孩子来说，我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驱动她要留学的，虚荣倒是其次的，主要是内心深处对于女性个人发展的追求。留学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就是追求个人的发展。我跟她分析到最后，发现她不仅个人的发展没有发展起来，她连动物的发展也没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成熟以后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充分展示。这个比较复杂，还真是一言难尽。

　　俞：很多人其实没法对自己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因为想留学的人群一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冲动的人群，就是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比较多。

　　徐：寻求个人的发展，我是特指一些高层次的东西，精神的、理念的、思想的东西，但是这个女孩子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相比，在许多地方还不如人家。比如说晚上9点钟，妈妈就要求她必须准时回家，不回家就要挨打，她那种最基本的东西都发展不了，这个例子涉及到吸引异性的能力、处理两性关系的能力、独立生活的能力、人际关系的能力全在她父母的控制中被扼杀了。

　　俞：这个例子实际上是中国家庭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是把你刚才那个例子引申出去的话，会有这样一个严重后果，像这样的女孩子，她会不顾一切代价出国，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是为了摆脱生活的束缚。那这个时候不存在成本和风险计算问题，因为在国内她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最后的结果是毁灭，而到国外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需要计算成本，就好像在民族存亡的时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样一种概念。

　　徐：这个你说得对，实际上是这样的，等到分析到最后，尽管她可以在国内实现作为女性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的捆绑，使她不可能完成这种人生的解放。

　　俞：如果涉及到人生解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不惜一切代价了。

　　徐：留学的四个风险关系，你能不能说说，还有其他的风险吗？

　　俞：还有一种风险，先说总的风险管理。很多孩子现在出国，由于低龄化比较严重，所以需要父母帮助孩子进行风险管理，很多父母给孩子投了很多的钱，到国外的某个大学读书，结果孩子读完书回来以后依然找不到工作，而且留学的学校又比较地糟糕，所以最后实际上连再进入好学校上学的基础都没有了，知识也没有学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风险管理上的失误就非常地严重，那不是孩子的责任，但对于大学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说，这种风险管理完全应该是自己的责任，我认为。

　　徐：因为我们讲的风险管理特指的是大学以上的学生。

　　俞：如果是专门指能够对个人行为负责任的人群来说的话，上面说的四个风险管理原则其实基本上已经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