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高校勇于面对更多意义深远的变革，并为此制定了目标。更多的有色人种出现在我们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队伍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女性在学校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改善。我们的校园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国际化。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使知识的保存、发现、传播与转化方面有了革命性的进展。研究人员能够拓展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课题，如全球性变革、人类基因问题、宇宙起源等。

　　当学术界面对着更多根本性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未来几年我们需要勇气与稳定作为我们的后盾。政治家、各类权威人士与公众不断向我们发出挑战，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也在不断驱使我们前进。我们不会回避任何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教授的内容是什么？要怎样来教？由谁来教？教多久？谁来评定教学质量？谁来制定评判规则？谁来投资教学与科研？谁能从中受益？谁来管理？如何管理？我们的任务中有多少是可以为公众服务的？谁是合适的合作者、合伙人与赞助人？

　　大学改革还面临一些最显著的短期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各个层面目标多样但并非总能协调的政治议程，诸如：限制教育经费支出，甚至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让教育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取消国家对科研的支持经费，而这笔款项从形式到数目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确立下来的；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加速学院体制的改变。

　　一些已经使大学受到影响的令人忧虑的趋势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目前人们存在这种想法：教育是一种个人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社会难以从中受益。这种想法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使得支持高等教育的公共基金一直在减少。一些历时长久的政策，例如肯定性行动，代表了社会的平等与公正，而在今天却受到了一些政府机关以及来自法庭上的挑战。科研经费经常被用于组织投票、政治活动或者庆典活动。这种行为既扭曲了科研又影响了研究生教育。学生们的债务负担驱使他们更加功利，他们要求学校开设的课程要适用于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就业压力。同时，还有一种声音呼唤学院回归理想中的“古典”课程，因为这些课程都是基于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

　　我们另一个特别的担心来自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想方设法控制高校的行政决定与资金援助。有不少关于行政和司法干涉科研过程的事例，例如，星室法庭听证会(star chamber hearing)先于政府实体调查学术研究是否弄虚作假或者科研基金的开支情况如何。我们过于依赖通过开会来解决日常事务和人员雇用方面的问题，这种恶劣的影响还只是刚开了个头。行政权力过度约束了我们，这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开销，还造成了管理负担。管理公共领导机构的权力常常掌握在这样一群人手里，他们坐上这个位置并不是由于他们理解并支持高等教育，而只是由于党派间的政治原因。这种趋势，使得公众失去了对高校的信心，也使得董事会对我们的机构更加不信任。

　　并不是说我们身处大学里的人就是无可指责的，有些学生、教师、政府官员、赞助人、理论工作者和政客都扭曲并损害了大学的基本价值与意义。我们在回应他们的要求时常常只是作出应对式的反应，而不是采取预先行动。知识与实践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迅速扩大。我们的学术体制又过于僵化，因而无法适应这种局面。当我们需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时，高等教育有时在总体上被分割开来并具有了竞争性。一成不变的兴趣阻塞了我们革新的道路。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为了达到目标，我们仍然需要增强自信心，洞察未来，并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计划。

　　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大学的变革却以缓慢增长的线性(linear)进度在进行。无论是改进、扩张、缩小还是改革，大学都没有改变我们最基本的任务、道路与结构。有这样一种古老的说法：人们在某一时刻铭记的大学的进步有时离那个目标并不远。然而今天我们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奢侈了，也不能再把变革束缚在这样的小范围里了。我们正在目睹高等教育在本质上产生的巨大转变，这个变革不但发生在美国，而且全世界都有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

　　高等教育中这场从形式到内容都意义深远的革命源于人类将进入知识社会的现实。受过教育的人和他们所创造的知识会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知识本身的扩张是无限的。今天的社会要求其成员成为终生学习的人，这就要求教育机构可以随时随地地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与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这些力量使得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的人要重新审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样做。我们要质疑一切。我们要变得更加的宽容，更加勇于实践，更加愿意尝试彻底的解决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引导我们的职责和机构进行彻底改造，当变革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大量的竞争者)压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学的作用被边缘化，我们的价值标准也会受到威胁。

　　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责任为其他国家展示一条改革之路，而不是仅仅回应和跟随变革。我们要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并和公众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在学术界，我们必须保证开展积极的论辩与实践，抛开我们狭隘的个人利益，毫无畏惧地迎接这个历史上伟大的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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