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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

http://www.sina.com.cn 2005/03/11 12:08  新浪教育

  杨元庆在北京发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来到上海,加紧追求他的新理想。

  他的上海之行让公司的很多人兴奋不已。至少香港联想的吕谭平、吴礼益,还有副总裁张祖祥是这样的。他们与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
“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
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努力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北大方正集团的开创者、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现在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

  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对“中国芯”的热情日益高涨,在夏天达到顶点。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满盘皆输。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研究,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对柳传志表达了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看来倪光南的“上海计划”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的头脑冷静下来。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叙述过的,柳传志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既“斗志”又“斗智”。当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宁愿屈从现实,也不会贸然行事。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的投资,又估量市场销售的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吕总、倪总:

  关于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一事,我已和倪总表达过我的意见。现归纳如下:

  一、生产板卡为我们长期的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的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

  二、由于我们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条件:

  1. 要有销售市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2. 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 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 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要理解柳传志的想法,那就必须懂得,市场上的选择和实验室里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的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一个卓越的经理当然心怀改变世界的梦想,这一点和卓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他不会被那些梦想牵着鼻子走,他永远只做自己力所能及、而又有利可图的事。他有足够的智慧辨别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柳传志在“集成电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然而从操作的程序上看,柳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此前吕谭平已经宣布此事,在香港报纸上早就掀起一阵旋风,就在柳传志写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计算机世界》也在首页头条消息中报道:“联想与长江、复旦携手发展专用芯片设计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连续两个星期都是众目所瞩。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出来讲话,上海市的政府官员把倪光南奉为开路先锋,大家全都容光焕发,觉得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可现在,柳传志的几行字便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锅已经做熟了的米饭就此闷在盖子下面不能打开。这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向我说‘不’,”倪光南后来这样说。这话不错,在这之前柳传志的确对他百依百顺:改进汉卡、上马程控交换机,让周晓兰把他奉为“神”,让曹之江把他当“老师”,把刚刚就任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再撤下来,全都历历在目。他无法想像柳传志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与他背道而驰。

  “你说,”他质问柳传志,“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柳传志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总工程师。于是问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让:“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公司高层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问题在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后见诸报端,被京城的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它包含了“资本支配知识,还是知识支配资本”的重大命题。其实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么深奥莫测,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诸如此类的争端如果发生在西方,当事者总是就事论事,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又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目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而非强求一律,更不会逼迫别人认输。假如简单的方法不能奏效,他们宁可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不包括“你死我活”这种因素。我们的国家则是一个习惯于“是”的民族,不喜欢说“不”,也不喜欢听“不”,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如果有个“不”字突然横在两人中间,那就一定会造成巨大的不幸。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倪光南显然也不否认。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一个悲剧,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再有‘是’。”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的指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传志说,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会议的气氛剑拔弩张,有一次两个副总裁无法抑制内心的紧张,眼泪都下来了。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日纠纷,彼此仍然不能原谅,但是全都冷静下来。倪光南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倪是冷静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他这样说,就表明过去那段美好时光仍在他的记忆中。柳传志对倪光南也保留着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有人说,倪光南热衷于与上海合作,是想要照顾他的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哥哥。柳根本不把这样的指控放在心上。“老倪的动机肯定没有谋私,”柳说,“他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不求那种小的虚名,他还真的就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柳传志还会想到“司机风波”:“如果那次没有闹僵,我劝他,没准儿还是可以的。闹僵以后就完了。”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金钱总额超过1 000万元。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也就从此完蛋。其中曲折我们将在后面详述,现在只需说明一个情节。1994年后来的几个月里,柳传志一提到这事就激愤不已,他对张祖祥说:“老倪说昧心话,把我给告了。”张祖祥仍然想居中调和,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的决裂对公司来说是个重大损失。柳传志又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但是他说:“你也应该考虑我的感受。”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就证明已经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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