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
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币
。
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 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
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
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做了反省。
在医院的最初两周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
李大夫循循善诱地说: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口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益明显的冲突,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部门的年营业额从
3 000万元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他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有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起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感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时日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竟会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却能在瞬间消弭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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