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郭为是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之中度过的。他在广东惠州卧薪尝胆,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全力以赴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惠州生产基地那时候有个好听的名称—“联想科技城”。它是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产
物:自从公司把香港的生产线撤回深圳,在“赛格工业园”建立起新车间,两年来这座城市迅速扩张,原来位于城市边缘的“赛格”现在成了商业中心,地价迅速升高,商务运行的成本也涨了一倍,所以进一步向内地后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中国自1993年来大兴土木,形成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惠州本是穷乡僻壤,但是它与广州、深圳形成一个等距离的三角形,地理位置绝佳。那时候这里的最大新闻,是外国汽车财团想要投资10亿美元兴建“熊猫汽车集团”,所以广东惠州与广西北海并成为“中国两大热土”,这是其二。联想当日以每平方米120元的价格,在惠州西部小山脚下购得50万平方米土地,希望能够“一箭双雕”:把那些与电脑制造流程有关的企业都吸引过来,形成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又能坐收土地增值之利。
可惜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不仅土地价格因为中央政府颁布紧缩政策急剧下跌,而且想像中的那些电脑厂商也不愿意进来。1994年春天郭为奉命来到这里,雄心勃勃想要打赢南方战役,与北方的杨元庆遥相呼应。可是他第一天便看出这里管理混乱,至少五分之四的土地还在那里荒着,而地价已经跌去70%。正在兴建的8万平方米厂房一片狼藉,工程的质量和成本全都失去控制,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里面,被人掺了不少黄土,还因为工程事故死了好几个人。
他去找柳传志,希望得到指点,可是柳传志忙着支持杨元庆,还要应付倪光南的挑战,根本顾不上这片荒凉的土地。“他没时间理我,”郭为一说起来就是满肚子牢骚,“这一下把我扔在井里面,井的四周特光滑,我爬也爬不上去,又没个方向,不知道往哪儿爬。”想到伤心之处,他立誓“再也不做信息技术行业,因为这里面真是太累太苦,而且也没意思”。
后来人们都说郭为是天生的“救火队员”,“专门替老板堵枪眼的”,看来这说法没有错。他在惠州、深圳和香港之间来回奔跑。此人绝顶聪明,还能吃苦耐劳。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种品质,如果再加上一点运气,必可无往不胜。郭为最大的运气就是请来一个叫陈国栋的人出谋划策。后者那时候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等个头儿,面色黝黑,脖子有点往前伸,在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学有所长,却不喜欢做学问。这样的人不是个好老师,但却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后来他果然开辟惠州战场有功,成为联想控股集团名下的融科置地公司的总经理。当时他与郭为凑在一起,很快看出形势不妙,中央政府摆出一副大杀大砍的架势,又碰上朱基这么一个“铁腕总理”,房地产热潮迅速冷却,所以“一定要编个故事”,才能转危为安。
“编故事”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这里面既有大言不惭的欺骗,也有精妙绝伦的商业策划。当日陈、郭二人商量的结果,肯定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说是“科技园区”,其实是把深圳“赛格工业园”的生产线全都搬到这里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对媒体宣布:联想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当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联想的主机板本来就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占有十分之一的份额,就算没有惠州,也是“亚洲第一”。
他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请来撰写可行性报告,这又是挺唬人的举动,可以让他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1994年6月18日,“联想科技园的二期工程”—科惠线路板厂举行奠基仪式。郭为请了很多人来捧场,有好几百人,还有至少100个记者也来到现场。郭为以联想科技园总经理的身份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他说联想科技园一期工程自1993年5月建设,已全部完工,包括三栋厂房—每栋配有运货电梯、三栋员工宿舍—每间房配有洗手间、一个职工食堂、一个康乐场所和一栋有72套房间的高级员工公寓。然后他又宣称,已经开始的二期工程将在1995年完成,那时候联想科技园区还能扩大一倍。
有个记者问:“联想科技园项目为什么选址在惠阳太阳城?”
郭为说:“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里海陆空运输极为方便,而且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京九铁路惠州附线的贯通,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于是“烂尾工程”摇身一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记者回去纷纷写道,“这是联想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继投资深圳联想电脑生产基地后,又一个大型高技术项目。”
“这个故事编得还不错,官员就喜欢听什么‘最大’一类的话。”郭为有些得意地说。当然他还要指令工人们把钢筋混凝土里掺的黄土全都抠出来,让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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