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停招”研究生之举，引起了舆论广泛而热烈的关注。我不赞成有些论者的“一怒之下”之说，而相信贺卫方先生并非一时冲动，乃是掂量再三之后的理性选择；更不赞赏一些人将此举简单地概括为“不与体制合作”，当然也不认为贺教授是什么“消极地逃避”，是“撂挑子、甩手不干”。贺卫方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对他的心迹表露得很明白，因为这样的招生规则使“老师、学生都不爽”，也就是说他要对自己的良知、对学生的前途负责。他的“停招”是出于无奈的反应，也是对现行招生规则

的抗争，意在引起决策者的注意，达到改弦易辙的目的；用时髦的新词语表达，这是一种“博弈”，就看决策者如何“接招”了。

　　贺教授诉诸舆论后的结果会不会失望呢？不容乐观。因为他面对的不是虚怀若谷，惯于倾听不同意见的教育家或大学管理者，而是我行我素的“教官”:

　　“贺卫方告诉记者，不久前学院里的一次教师座谈会，围绕着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同事和我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目前这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是，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考试模式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6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国情”版)

　　我搞不明白，既然是决意按既定方针办，还召开教师座谈会讨论个什么劲，是想作“民主办学”秀，还是想听听“领导英明”之类的赞歌？总之，众教师的千言万语，顶不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一句指示。这样的大学“决策者”，还是“杏坛”的主事人和教育家吗？不过是仰承上峰指令行事的特派员、“监理员”，是“有司”的差人和工具。

　　北大有如此人和事，清华有如此人和事(清华的陈丹青教授发表过伤心语，即对学校领导人讲话，“我就像对着空屋子讲话”，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会听取我的意见)，别的高校呢？6月3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做了一个“聚焦大学校长”的专题，有意味的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看来，人们的观察与贺卫方教授的现实遭遇是相当接近的。

　　可是，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学苑”，它们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怎么能忽视师生的诉求和意见，将它们变成“有司”的附庸？“文革”中搞的学生“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祸国殃民的拆烂污；对所谓“教授治校”，我也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学的管理与经营也是需要专门知识和人才的，社会、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各方的意愿都不可忽略，需要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寻找一个均衡点。但有一点是铁定的，“杏坛”不能变“衙门”，不能搞“科层制”的下级对上级负责；特别是校长、院长不能变官僚。

　　当年，蔡元培先生对学校的官僚化强烈不满，愤然写下了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参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网上可搜得此文)《南方周末》这回做的专题中，有丁学良教授谈大学教育的文章，第一条就是讲“大学校长不可‘做官’”。他说:“以官本位的态度，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在价值观念与处理事情的方式上，这样的校长一定不会把大学当作一个社会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衙门，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门的附属物来管理。”

　　——应当承认，学校不能变官场，或者委婉地说，教育与学术管理不能行政化，本是古往今来、海内海外一切有识之士乃至平民百姓的共识。

　　这种问题解决好了，陈丹青、贺卫方等教师们的意见得到尊重，教育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得到尊重，我想，陈丹青出走、贺卫方罢招之类的事件就不会再出现，至少不会这么引人注目。

　　丁学良教授、谢泳、余世存等学者问得好:既然国有企业的厂长们可以转型，淡化行政官员色彩，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条件下向企业家转变，为什么不可以扩大高校自主权，使大学的校长、院长们向教育家转变呢？(作者: 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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