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

　　20世纪初，围绕救亡的时代主题，曾演绎出多种形式的理论和运 动。中国近代教育一经产生，便被赋予了救国这一庄严而沉重的历史 使命。当时的教育家们各自经历、境遇虽然不同，但大多是带着这样的意识走上兴办新式教育的道路的。 　

　　功利与非功利之间：南开的生存之道

　　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肇基于严修所设新式私塾，后逐步发展出天津 民立小学堂(1902年)、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1903年)、南 开大学(1919年)以及南渝中学(1936年)等南开系列学校。这些学 校所采取的大体是同一办学模式，即一切办学费用，皆须办学者自己 筹措。办学者除肩负教育管理的职责外，尚需担负起投资者通常要面 对的市场风险。学校不能高枕无忧地躺在国家财政上，办学思路就不 能不带有明显的市场取向。 　　

　　在张伯苓看来，学生就是学校这所“大工厂”的产品。学校的直 接效益要受制于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程度，其发展也取决于对市 场的适应能力。为此，南开在许多方面都坚持实业化导向。在学科设 置上，它以社会需求为指针，偏重于理科、工科和商科。在科研课题 的选择上，它以切近实用为主旨，南开最有成绩的两个研究机构——— 经济研究所、东北研究会的课题选择都如此。另外，南开还很重视依 托自身科研力量，将成果转化为商品，这一点以化工厂最为典型。 　　

　　南开的政治色彩较淡，毕业生多选择自由职业。在第一到第十一 届毕业生中，选择带有自由职业倾向工作的大约有一半以上，另有 40%以上选择业务性较强而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工作，直接从政的不 过5%到6%。因从政者少，出名者就相对较少，有人借此批评南开没 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张伯苓不以为然。他说：“说南开还没有出过人 才，我也承认。因为直到现在，南开还没有造就出来一个军阀、一个 政客。但在社会上服务的，南开学生却不少。” 　　张伯苓的自信是有根据的。南开毕业生到社会上，一般都是好评 如潮，特别是在教育界和科学界服务的南开学生更是成绩斐然。 1949年初，国民政府选举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共81人，南开师生 中就有姜立夫、陈省身等9人入选。 　

　　私立非私有：张伯苓的成功要诀 　　

　　在南开大学创办之初，几经实验归于失败，社会上一时流传起张 伯苓“只配做职业中学的校长”的说法。 　　

　　不能说这一说法一点道理没有。20世纪初，中国社会尚处于贫困 状态，民间实业规模有限，社会闲散资金既少，且主要集中于政要手 中，经费的筹措不仅取决于办学者与政要之间的个人关系，所能筹措 的规模也往往非常有限。因此，南开系列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成功， 除了要不断增强学校的造血功能外，更取决于张 苓募集社会资金的 能力。 　

　　募集社会资金，要旨在于要保证资金确实使用在公益事业上。南 开是私立学校，有校董事会，但一直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论是最 初的投资者、后来的捐资者，还是张伯苓等这些资金的使用者，都不 是南开产权的所有者。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利润回报，而是学校固定资 金的不断增长和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了数百万资 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 个惊人的奇迹。这首先应归功于他奉行的上述“私立非私有”的原则。 在这期间，南开教授的工薪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月300元，但他的工 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甚至有些学生已包起了人力车， 但他却经常步行上班。教授们都已住进了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 雅的百树村，但他一直住在一条陋巷的三间平房中，身无长物。张伯 苓就是以这样的行为诠释着“私立非私有”，许多政要、企业家、政 府、国外基金会，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向南开提供资金支持的。 　　

　　私立南开：张伯苓个人的奇迹 　　

　　在南开所募集的数百万资金中，有多少是因张伯苓个人魅力所获 得的，现已很难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必有相当的捐资者是基于这样 的理由才慷慨解囊的。南开东北研究基金的获得便是如此。一次，张 学良走访津门名人，司机几经寻找才在南市一条喧闹的陋巷中找到了 张伯苓的家，看到如此简陋的居室与居住环境，张学良发出由衷的感 慨，遂应允出资20万。在名教授中，也有许多人只是出于对张校长个 人的信赖，才接受低薪坚持在南开执教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谢绝岭 南大学月300元的高薪，毅然接受南开180元的工资，便是典型的例证。 　　张伯苓认定教育可以救国，便把它当作身体力行的事业。几十年 里，他有如托着钵盂的游方僧，到处化缘，虽然坚信自己不是乞丐， “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但在“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的感叹 中，我们仍可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艰辛。到二三十年代，他已成为社 会名人，其间有过多次个人发达的机会。在兴办教育过程中所积累起 的社会声望，已构成了他最好的进身阶梯。但面对各种诱惑，他始终 淡然处之，甘做教育“乞丐”。对名利的淡薄，对理想的执着，对事 业的虔诚，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留下了一位古典圣者的形象，在南开 师生中，他则成了一位永远难忘的“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