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任

　　1990年12月6日新华社转发了日本《产经新闻》关于张学良接收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的谈话，其中有一句：“张学良说，他与周恩来都曾在南开大学学习。”这句话引起了南开大学校内外人士关注。我在南开中学和大学一共学习了9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工作45年以上，都没有听说张学良在南开大学学习过。我请南开大学档案馆查阅资料，也没有发现张学

良在南开大学学习过的迹象。因此，可以断定，上述新华社电文只是在辗转传述中产生的误解。

　　不过这项误解也不是没有根源的。西安事变前，1936年4月9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应张学良的请求，到当时东北军驻地延安和张会商救国大计。这是他们的首次会晤，在座的有高崇民。高崇民生前曾向现任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袁东衣先生谈到那次会晤的一些情况。据高崇民回忆，会晤时，张学良对周恩来谈到：“我们都是南开的人。”对这句话，高崇民也有解释。他认为：张学良对张伯苓非常尊敬，以张伯苓私淑弟子自居；在创办东北大学的过程中，曾向张伯苓请教，又曾向南开大学捐款。

　　我认为高崇民的解释是正确的。现仅就我所掌握的材料说明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不寻常的关系。

　　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那时还是十几岁的青年，为好奇心的驱使，前往听讲。帝俄和日本的侵略，东北地区首当其冲；当时张学良面对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正感到前途渺茫，灰心失望，听讲之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1930年，已是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应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大学演讲，回顾了十几年前听讲的感受。他提到，那次张伯苓讲话中，最令他感动的话是：“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他认为，他之所以有今日，实是南开所赐，足见其对张伯苓感佩之情。

　　1927年8月，张伯苓到了东北，在大连等地看到了日本人经营满蒙的深入，窥见其侵略野心，震动极大。他说过“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所以认定要抵抗日本侵略，首先要了解其经营满蒙的内幕。回校后，遂组织了满蒙研究会(1928年10月改名东北研究会)。1828年初，张伯苓该会主任傅恩龄专程去见张学良，聘他为研究会名誉董事。张欣然接受，并捐款500元。满蒙(东北)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也确实获得了张学良和东北人士的积极赞助。该会曾三次组织教授和学生到东北实地调查，搜集资料；还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和教材，举行陈列展览，在南开中学开设了专门课程。该会还同国内外有关团体合作并交流。太平洋国际学会曾两次共捐助4000美元作为研究经费；研究会的一些研究成果或在交流会讨论或在该会刊物上发表。研究会的活动，进一步激起日本人对南开大学的敌视。

　　1928年12月，张伯苓赴欧美考察教育并募捐。途经沈阳时，曾两次会晤张学良。张学良对张伯苓为教育献身的精神，极为钦佩，即认捐20万元，分10年交付，作为南开大学发展基金。

　　1930年底，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自任主席，聘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以南开校友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次年三、四月间，张伯苓受张学良邀请，两次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出谋划策，还派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和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东北大学指导工作。南开大学庶务课主任孟琴襄还被东北大学借用一年。宁恩承本是老南开，黄、章、孟更是张伯苓长期的忠实助手，于是南开办学的成功经验就得以在东北大学推广。这事足以证明张学良对张伯苓的信赖和尊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受了该校不少学生为借读生，予以尽心培养。

　　张学良虽然没有在南开大学学习，但他的弟弟张学森曾在南开中学学习过(是1939级的学生)。后来张学森定居台湾，去年还来大陆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