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东平(著名教育学家,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就业压力引致的考研热，直接推动了研究生扩招。由于导师数量、教学资源难以同步扩张，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把茶壶配二十个茶杯”、英语上大课等种种弊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滑坡、文凭“含金量”的降低，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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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高校，感到来自研究生的变化同样巨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比较功利的，非为知识、学术，主要为一张文凭；而且，他们毕业之后绝大多数的确也并不从事本学科的学术工作。一个本身缺乏学术兴趣和潜质、今后也不从事学术工作的学生，非要按学术型的目标强行培养，还要公开发表论文，效果会好吗？质量会高吗？这不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巨大的浪费。

　　造成研究生培养脱离现实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在1980年制定的《学位条例》已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当时，研究生教育刚刚恢复，数量和规模非常之小，培养的大多是学术精英。参照苏联的学位制度，我国硕士的培养目标相当于苏联的副博士，学术要求较高。在多数西方国家，硕士研究生仅仅是一种过渡性学位，学制一到两年，以课程为主；真正高水平的学术训练是在博士生阶段。此外，研究生学位有学术型与专业型之分，前者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性、理论性研究的学术人才，后者偏重于职业能力的训练，培养的是工程师、临床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才。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多于学术型，因而，美国博士阶段专业学位的数量也要超过学术型学位，如学教育的有授“EDD”(教育博士)和“PHD”(哲学博士)学位之别，选前者的学生约占90%以上。我曾向一位美国资深学者了解，美国两年制的硕士究竟是否需要做论文。回答是学生可自行选择做还是不做，如做论文可加获“荣誉学分”，它对就业没有作用，但对申请读博士学位有参考价值，可显示学生的学术能力。我又问硕士论文需要有“创新性”吗？他大为惊讶:这怎么可能呢，他还在学习，硕士论文的内容很多是对经典理论进行验证，做一些重复性的实验。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的问题，一是硕士阶段的目标定位过高，二是以单一的学术型学位为主。近些年虽然也建立了一些应用型的专业学位，如“教育硕士”、“工程博士”等，但数量和规模非常之小，未受到应有重视。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硕士生培养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应当实事求是地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使之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实际状态和就业需要，将多数学位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同时，严格对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训练，减少招生，延长学习年限。从而使大多数为追求就业的和少数追求学问的研究生能够各得其所，适才适学，学用一致。只有这样，硕士生学制三年改两年才具有实质意义。这样的“降低”也许反而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