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误导后人千年的“心说”

　　公元前四世纪末，古希腊哲学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博学的人，也未能跳出“心”说的局限。

　　当亚里士多德发现“跳动的心停止，血液也停止运行，生命与记忆也不复存在”这

一重要现象之后，为了阐明记忆的生理性质，就错误地将与生命同在的记忆和被心驱动的血液联系在了一起，还明确提出感觉和记忆的中心存在于心中，即“心”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的部分功能与血液有关，流动的血液是记忆的基础，遗忘则是血液流动逐渐变慢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还首次将有关联想的定律纳入记忆领域之中，并对柏拉图的“蜡板”假说作了如下修改：

　　我们所体验到的形形色色的印象，正如将宝石戒指摁在蜡上会留下痕迹一样——在感知时，被研究的客体放射出来的物质微粒穿入人脑，像在粘土或蜡板上那样，在大脑的软组织上留下痕迹。

　　可以说，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人类对记忆机理的认识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

　　在文明璀璨的中国，关于记忆的“心说”更是影响了后人几千年。这一假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向·灵兰秘典论”》，如“心者，群主之宫也，神明出焉”；“心者，神之舍也”。等等。

　　——这样的观念，误导了后人几千年。思维定势使“心”说的影子长期存在于中国人的脑中——“心有灵犀一点通”、“心领神会”、“言为心声”、“心烦意乱”、“精心策划”、“心到佛知”、“计上心来”、“心怀叵测”、“心照不宣”、“苦口婆心”、“存乎一心”、“良心”、“黑心”、“心态”、“心情”、“心境”、“专心”、“用心”、“衷心”……这种种的“心”，实际上都是“脑”。

　　其实，早在公元六世纪，明代刘昼就有“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的分心试验；公元1596年，李时珍在首刊巨著《本草纲目》上明确指出：“脑为元神之府”，纠正了“心”说；同代医学家金正希也指出“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此后，清代的王清任亦明确指出人的精神思维活动的器官是脑。

　　不过，为了保持语言的稳定性，尊重语言习惯，祖先的错误观念一直留传至今。但是在进行早期教育活动时，告知被教育者这些情况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