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条新闻，读过之后，让人感到既辛酸，又寒心：辛酸的是，山西省榆社县、翼城县分别有两位家长，在各自的儿女收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相继自杀，原因就是“无力凑够学费”；寒心的是，频繁发生的此类惨剧，并没有唤醒大学生们对贫困故乡的责任感，同时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贫困生相信上大学可改变命运”(7月17日《中国青年报》)，无疑，这指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命运。

　　当然，如果我们把故乡的贫困以及因贫困而引发的惨剧的原因，归结为这些贫困生缺乏对故乡的责任感，那绝对是不公平的，而且也会放过真正的原因：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包括大学不合理的收费制度，导致农村贫困的诸多政策和法规等等。但承认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在面对故乡的贫困时可以免去道义上的责任。

　　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是，贫困生对“上大学可改变命运”的“相信”，已经越来越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了。日前公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表明，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截止5月底还有半数以上未找到工作，66.1%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人民币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低水准，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7月17日新华网)。这就是说，大学生指望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于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之列的前景，基本上可以说是属于镜中花，水中月了。

　　更为吊诡的是，大学生们“改变命运”的愿望越强烈，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就越小。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生，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来的贫困生，即便仅仅是从改变自身命运的立场出发，也应该考虑回故乡去。

　　大学生回故乡去能干什么？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要扮演能够带领农民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各种利益博弈的政治和思想精英的角色。这些年来，三农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各种坑农、害农的事件为什么会屡禁不止？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什么难以打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在力量和信息两个方面，都处于一种绝对劣势的状态。

　　而回乡大学生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态：大学生们在信息、能力方面的优势和农民追求公平、富裕及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相结合，就能够有效地将农村的力量整合起来，以一个拳头而不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参与到利益博弈中去，使力量对比钟摆逐渐地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回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成就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