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

　　“就是这个易本耀，最狡猾，变着法跟政府作对，还把我们比喻成蒋介石。”有关部门负责人忿忿地说。

　　早在2003年3月，丰台区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前夕，易本耀曾在校园的黑板报上介绍过陶行知生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我现在，尴尬呵！”易本耀苦笑着说。

　　“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只从我个人、从学校的小集体利益上考虑，我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选择沉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确实挣扎过。”

　　“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对我易本耀、对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是有恩的，特别是赵区长，可以说对我们恩重如山呵！当学校无处安身，走投无路时，三次拯救了我们，让学校起死回生。”

　　接着，他又掐手捏指地算道：海淀区只批准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有我们一所。区委彭书记亲自带人来给我们捐款捐物，慰问教师节，那一年，他们带着海龙集团的人，一下子就给我们学校20多台电脑，还捐赠了一些图书和科普展品。就是今年在取缔的过程中，海淀区政府还给我们龚村和双槐树两个教学点投资了约170万元，进行房屋维修、电缆更换、建锅炉房等。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得凭良心呐！可是，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保持沉默，总觉得对不起几十万农民工子女。人干啥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你想，如果大面积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去哪儿，怎么办？在这关键口，我必须说出真话、心里话。”

　　易本耀又讲，一想起当年丰台，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就气愤。“不知又有多少家庭陷入不安，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面临失学辍学。”

　　岔开他的话，我问：“难道就没个人利益在里头？没了打工子弟学校，你们还怎么挣钱，岂不失业？”

　　“这12年来，我得了

　　早有人说易本耀，你别打着为农民工子女的幌子挣钱了。

　　易本耀算账：拿我们龚村这所学校来说吧，多的时候学生是1030名，少的时候是960多人，按平均每学期1000个学生计算，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300元，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600元，学校年总收入60万元。交房租每年15万元，教师工资月平均3.7万元，一年工资总计44.4万元。除去房租和工资，剩下6000元，交水电费都不够啊。

　　这10来年能运转下来，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寅吃卯粮，比如预收下学期书费，这钱本来是交给新华书店的，学校先用，再不够，就预收新生的学费；二是靠社会方方面面扶持和帮助，来改善办学条件。

　　“我不否认，打工子弟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后，量入为出，能挣钱。但也应该承认，客观上，打工子弟学校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免当新文盲的难题。”

　　前些天，易本耀被杨东平叫去开了两次会。据说，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组织人员，利用九、十两个月，起草一份“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调查”。

　　这一次，虽然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接到停办通知，但并没真的被封掉，易本耀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站在了弱势群体立场上，替农民工子女说话，为农民工子女主张了权利。政府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也没有强制推行，而是暂缓。

　　在易本耀的校长办公室里，还搁着早年那块“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坐在这块斑驳的牌子旁，易本耀对自己作如下总结：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12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根本利益的做法，我就拥护；反之，坚决反对。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硬要毁掉这个理想，那就不能放弃抗争！”

　　我采访时，有个外国记者打来电话，说想采访易本耀，他却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