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持久地疏导人们心灵的“堰塞湖”(图)

　　“面对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我们无助、无奈，但面对那些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生命，我们却有着一份不可推脱的职责。”沃建中教授说。“5·12”汶川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首次派出的心理干预专家队伍，奔赴灾区，开展心理救援，这支队伍一行24人，团队构成人员均为国家级资深心理咨询师。沃建中正是这支队伍的领队。

　　日前，记者跟随这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红十字会首次派出的心理干预专家队伍，风尘仆仆奔赴重灾区四川绵阳……

　　5月25日，四川省安县永安中学，校操场已经成为了安县群众的临时避难所，一旁的教学楼在震后已经摇摇欲坠。

　　操场上不时有受灾群众走走停停，人声嘈杂，喧嚣中，一群女教师席地而坐，她们微闭双眼，双手放在膝前，嘴巴一张一合吐气轻盈。

　　坐在正中央的女士，嘴角含笑，眼睛微闭，通体透着一种祥和和宁静。她叫聂含笑，是此次中国红十字会心理干预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为缓解灾难给老师们带来的伤痛和压力，她将瑜伽和心理治疗相结合，创新出一套简易的自我放松操，帮助大家放松紧绷的神经和累得僵硬的身体。

　　正在这时，余震再次发生，安县的地表起伏震动起来，一旁的教学楼晃动着残破的身子，抖落了满地玻璃碎片，几名老师瞬间一跃而起，唯有聂含笑仍稳坐在中央，“不要慌，没事的，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请回到原位，我们来继续体验瑜伽带给我们的放松感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老师们的脸上再次荡起平和的笑容，她们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瑜伽状态之中，“聂老师，我们学校建成后你给我们办个瑜伽班吧。”一位女老师紧握住聂含笑的手……

　　这是5月25日，记者跟随中国红十字会心理干预专家组在地震灾区参与心理救助时经历的一幕。

　　1　心理恐慌，不仅仅是受伤者

　　废墟、尸体、泥石流、余震……连日来，记者见到的一切，触目惊心，令人悲痛。

　　在医院，在受灾群众安置点，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群众，他们或哭泣，或愤怒，或沉默，或深陷噩梦无法自拔，一张张悲痛欲绝的面容让人难以忘却。

　　地震的发生在一时，而这种灾难记忆却有可能影响这些人的一生。

　　“我为什么还活着？”

　　躺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北川县居民彭国栋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喃喃自语。

　　入院时，他处于昏迷状态，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生决定立刻为他截肢。醒来后，发现自己少了一条腿，彭国栋大哭起来。他的妻子和父母被永远地埋在了自家门下，儿子则至今下落不明。

　　“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这个七尺男儿几次崩溃得昏死过去。

　　“老哥，想哭你就哭吧”，站在他旁边的刘医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们只能医治他的身体，却唤不起他重生的勇气。”

　　由于余震不断，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很多手术室都被挪到了外面的帐篷里。“目前救治伤员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余震不断给人带来持续的恐惧”，绵阳市中心医院院长王东回忆说。19日晚上，抗震救灾指挥部传来将有6至7级余震，医院当时一片恐慌和混乱。“手术不得不停止下来，赶紧把伤员转移到帐篷中，如果再这样震下去，我也会心惊胆战……”

　　“帮我也疏导一下吧！”一个保安拉住一位与记者同行的心理干预专家说，每天都目睹那么多的伤员，看到无数的眼泪，听到120不断的鸣笛，回到家电视上也都是灾难画面，“我没失去亲人，但同样感觉恐惧。”他一脸焦虑。

　　在绵阳，我们还碰到不少同行，他们中不少人都说很多时候都不想动笔写稿子，晚上都是噩梦，甚至还有人支撑不住被迫返回。

　　“显然，心理重建和家园重建需要同步进行，心理救助已成了当前的大问题。不仅受灾群众和伤员需要心理救助，医生、士兵、记者也很需要救助。”沃建中说，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这些人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有心理阴影。

　　沃建中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在心理援助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人产生了诸多心理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恐惧感，表现为焦虑、烦躁、提心吊胆、高度警觉、神经衰弱、头痛、肌肉痛、睡眠障碍、心理承受能力差，甚至还有逃避、抗拒、攻击等反常反应。

　　其实，大灾难之后出现心理问题，在各国都是个普遍现象。据调查，“9·11”事件之后，约1/5的美国人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抑郁和焦虑，约800万美国人说自己因为“9·11”事件而感到抑郁或焦虑，8个月后，纽约的很多学龄儿童做噩梦。也正因如此，灾后及时的心理干预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