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琴：帮助灾区人民 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图)

　　网友：杨老师，我一直在关注您在灾区的新闻，谢谢您，您辛苦了。

　　杨凤池：谢谢他。

　　网友：您在灾区见到这么多事情，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回来之后觉得自己是不是也需要心理方面的疏导？

　　杨凤池：是，需要，可能他们也有体会。在灾区工作的时候那时没感觉到什么，因为每天要工作13、14个小时，晚上就要写稿子或者连线，包括你那时也在晚上问我什么时候连线，《中国之声》连了50多分钟。等到再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那时已经疲惫得不得了，就睡。起来又有好多事要干，那时没觉得情绪上有什么。但是后来一到后方，尤其是一开始见到后方的人。

　　张小琴：我们都是受害者(笑)。

　　周凌：我们成为他发泄的对象。

　　杨凤池：她成为第一受害者，我在一些场合憋着的话，或者是愤怒、烦恼，跟谁都不能说，见着他们就说起来，不光是他们俩，《心理访谈》的记者和主持人：，我一见着他们就像亲人一样，不顾自己原来矜持的状态了，还有家里人，回去以后跟家里人也发一些火。总的来讲发完之后自己有一些觉察，说这些不太对，包括今天我见着她，还有一点害羞，因为昨天跟她说了一些，我觉得纯粹是情绪化的表达。

　　张小琴：幸好我们都有点心理学的背景，我们就把当时杨老师对我们说的一些不客气的话，当成对他的心理治疗。

　　杨凤池：但我有一个把持，当我从事专业活动的时候，我要用专业的思维、专业的技术，包括跟人家要做到共情和保持良好的关系。羌族男青年特别冲动，我也是保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见到这些关系比较熟、比较亲、比较近的人，还是有一些不良情绪化表达的发泄，我也有些自责。但是有时也宽慰自己，毕竟承受了很多东西，总得有一个地方发泄。

　　张小琴：那天杨老师刚下机场，一下飞机就被我们拽进演播室，他的声音也是很嘶哑的。

　　杨凤池：严重的咽喉炎，我说不了话。大夫跟我说这几天你千万不要说话，但是下飞机就进演播室，就做《心理访谈》，不说话还不行。说话又说不出来，就特别难受。

　　张小琴：在节目里杨老师还是很彬彬有礼，还是很温文尔雅。但是机器一关的时候或者是机器还没开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脾气不太好的表现(笑)。

　　杨凤池：他们看见了我的后台。

　　周凌：我讲一个细节，跟杨老师通话的时候我就听出来了，声音特别特别嘶哑，我下楼去演播室之前，特地到楼下药店里给他买了凉茶，润喉片去火的胖大海。

　　杨凤池：让我特感动。

　　周凌：我给他装了一兜，因为还没正式开始，我就把我的好意表达了一下，然后杨老师是这样说的“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哪有时间吃，哪有时间喝呀，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我的嗓子疼，最好的办法是拉一刀，然后就没事了”。我当时觉得……

　　杨凤池：还是肿着。

　　周凌：我想我费心做了这么多，后来我想杨老师可以理解。

　　杨凤池：我回家打开这个包心理暖烘烘的，特自责，你看 周凌：给我买了这么多药，还有这些清咽利喉的东西，我连一句感谢都没说，不知随便说了什么。

　　周凌：但是杨老师进了演播室，到了我们这个节目里，我就知道杨老师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人，虽然您那么说了，但是您进了演播室，就是对《心理访谈》的支持，也是对《心理访谈》报道危机干预的支持。

　　张小琴：像杨老师这么专业的心理学家尚且如此，我们可想其他心理志愿者压力多大。

　　杨凤池：我看到一些心理志愿者帮助人，帮到自己不能自持，说我要找到你，自己退到后方了，还是不能恢复到常态。我现在好像内心也有一种冲动，特别希望哪一天我还去灾区工作，觉得在那儿工作期间倒是挺充实，回到后方有一种无明火，经常在言谈话语之间非专业工作的情境里哗哗就出来了。现在有一些朋友见我都说，怎么好像这次你回来看着更像男人了(笑)。这是说好话，但实际上可能有些随意和发泄情绪。

　　主持人：上次访谈里于丹谈到她在没有去到灾区的时候，在家里边看新闻报道，看一些新闻图片就经常会情绪上特别难受，会哭呀，觉得特别难受。但是当她到了灾区的时候，那天晚上她反而觉得踏实了。

　　杨凤池：那次在现场，于丹讲了这段话，跟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她说我在灾区这几天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吃的最饱、睡得最香的时候。现场还有好多人乐。其实我也有这个体会，在那儿生活条件挺艰苦，但是吃东西觉得挺香，睡还挺实。

　　张小琴：其实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因为在一个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如果你能做点什么的时候你的心是踏实的。如果你什么都做不了，心里就是挺难受。

　　杨凤池：小琴挺理解我的，我觉得前线那么多人在痛苦、挣扎、呻吟，需要我们帮助，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些人，我们做心理学的人，这是我们职业的使命，我们就应该帮助别人摆脱痛苦。现在我们远离了那些有精神痛苦的人，我们跟一些平常我们觉得都不太需要、不那么紧迫需要心理帮助的人打交道、花时间，好像心理焦虑就提高了。我现在一直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我能再次去四川灾区。我一直这样想。

　　张小琴：除了我们是一种助人的需要，其实也是一种自助的需要，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对你自己是一种安慰的，因为你觉得可以控制什么、掌控什么。如果完全无能为力，那种无助感就特别强。地震第二天，很多北京市民都去献血，很多人去医院送物资，到车站送东西，每个人都希望做点什么。一方面是爱心的表现，我们可以帮到别人。其实同时也是一种自助的表现，一种很好的自助。

　　杨凤池：小琴这个话引起我的话匣子，不知我说太长合适不合适。

　　原来我们俩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就是施与受的关系，我们给人家捐钱，帮助人，人家说感谢我们，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这次在这个活动里特明显，原来我们讨论的一些东西影响着我们，我们或者原有埋在心里的东西浮现出来。我们在前方做了一些东西，现在来看做了不少，现在回过头来觉得很少。现在反过来，人家说你做得很多事情，做得很不错，让你讲一讲事迹。就觉得心里特别虚，我们没做那么多东西，我们跟我们应该能做的好像还有很大距离，想再做一些来弥补。

　　张小琴：杨老师很谦虚。

　　周凌：杨老师的这个愿望肯定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心理访谈》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关注这些家庭。因为我们可能在前一阶段，比如大概概念性的，包括最基本的情绪、行为反应这些问题我们处理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会在灾区去寻找和调查那些非常非常典型的由于大地震带来的对家庭结构变化的一些影响。

　　我前两天看前方采回来的片子，我们还没有播，但是我看了场记，我非常感动。那是映秀镇派出所的一个民警，他是长期和妻子分开两地生活，他有一个四岁的孩子。这个妻子实际上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纽带，联系他，联系孩子，联系他的丈人和丈母娘。但是因为这个母亲的去世，等于联系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人物不存在了，所以在现在他们家里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原来他工作忙，疏于对这个孩子的照顾，现在当他想进入这个孩子的角色当中，又没有了一个母亲做纽带的时候，这个父亲是非常困难的。现在这个孩子，他的外公外婆觉得，把他交给他不放心，一个是情感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另外，他觉得一个大男人照顾一个孩子可能会不好，交给了他的小姨。现在这个孩子管他的小姨和小姨父叫爸爸、妈妈，但是却不叫他。那个男人很大岁数了，他在讲，他跟他儿子讲电话，儿子不愿意跟他说话的时候，那种非常伤心、非常痛苦，你就可以看到地震带给这个家庭的创伤，他们家如果要是恢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当中，那可能遇到的阻力就会非常大。

　　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单纯用我的爱心就可以来完成的。像这个家庭，它肯定就是需要心理专家专业的指导，如何去恢复。所以，我觉得关注心理这一块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