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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科学素质教育,许多老师口气里带着悲观,“边缘化”是他们常用的词。广西的一位大学教师说,科学课程得到重视的可能性太小了,有职称评定的因素,也有师资、领导理念的因素等。
“这是傻子才愿意干的事儿。”一位名校的学术带头人告诉记者。
他说,自己组织开了一门全校公共课,但在系里就得不到理解,因为“这是给全校开的,又占着系里的师资,还记着系里的工作量”,教师的课时费问题为此拖到现在也没得到很好解决。
顾沛当过9年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他的公共课“数学文化”和专业课“抽象代数”,都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就是这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也坦言在组织专业教师开授通识课程时遭遇过困难。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大多数是人文或艺术类的课程。以科学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数量不多,总体质量不高,仍然是困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发展的瓶颈。”
据顾沛教授分析,理工科专业教师开设科学素质类课程,不够了解又不够擅长,同时还要遭遇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数学老师讲‘数学分析’可能轻车熟路,但是要讲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非常困难。”顾沛说,主观方面的障碍是,理工科专业教师对于文化素质教育不够了解,“许多人仅仅听说过这个词,多半局限在‘知识’这一层面上”。另一方面,专业教师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不够擅长,即使是以本专业内容为基础开授此类课程,往往也会无所适从,困难很大。
而客观方面的障碍主要是,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对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不大。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一般是指在本专业教学和科研上的业务成长。而科研成绩往往通过发表论文来体现,常常被看作硬指标;教学成绩则通过教学效果和学生成才来体现,常常被看作软指标。多数人首先考虑在科研上的投入,然后才考虑在教学上的投入。对后者又首先考虑研究生教学,然后才考虑本科教学。因此,“教师往往把开授这类课程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不同的学校关于晋升有不同的细节标准,但极少有学校涉及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方面。所以,教师承担这类课程只是增加了一点儿‘教学工作量’,对提级晋升帮助不大。”在教师职称晋升时,除了考察教学的课时数和指导研究生的人数外,主要考察发表的论文篇数及杂志的等级,承担科研项目的多少及项目的等级,编写教材及出版专著的情况,获得奖励的数量及获奖的等级等。
顾沛说,与上述难处相比,更加值得注意的深层困难出在理念上。诸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工厂”、“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文化素质教育就是人文知识的教育”等看法,导致素质教育不受重视,而其中的科学素质教育更是被许多人无视。
此外,一些人将理工类型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视为“压缩”、“浅说”型的专业课程,“他们不了解文化素质教育实质上是‘精神’和‘素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