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秋季开学以来，云南省教育厅在全省中小学开展了以“生命、生存、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三生教育”，以此来引导学生学习生存技能，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但这一行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许多学校中变成了“死亡教育”，昆明市第一中学心理辅导老师牟洁给学生们出了一道题：写“遗书”。(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老师的牟洁面对孩子们像人生励志语言的“临终遗言”忍俊不禁。

　　“让学生正确地理解死，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生。”从死到生，牟老师的“死亡教育”可谓当了一次死亡本体论的建构——向死而生；而牟老师本人也完成了一次从老师到海德格尔的蜕变。

　　“三生教育”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引导学生认识、尊重、珍爱生命，并学习生存知识、技能，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尤其是2008年我国发生汶川大地震以来，如何教会学生在危难之境生存下去确实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但是“生”和“死”是一个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然有“生”，则“死”也不可回避。

　　“死亡教育”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诚如专家所言：“死亡教育”有必要但要审慎进行！虽说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了“死亡教育”，但“死亡教育”与定要根据本班或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如果班里本来就有厌生的同学，“死亡教育”不仅不会起到避免死亡的结果，反而会催化许多心理脆弱者走向死亡。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话题是一个禁忌，无论是对孩子和行将就木的老人，人们都避讳这个话题，或引起孩子的焦虑、恐惧和不安，或怕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他们到达不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境界，如果有，也只能是少数。对于不懂哲学的人大谈死亡，未必是一件好事，当孩子们将死亡和生存等同起来的时候，孩子们未必会只认生存，而避免死亡。

　　当“三生教育”变成“死亡教育”，教育的目的也在自然而然中改变了。但对于青少年来说，如何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更有毅力、如何如何乐观的面对生活才是积极的教育方式，却不可真把“死亡教育”当成真事来抓。